中国近代报刊

中国近代报刊起始于1815年。最初是外国人在海外或在中国出版的以中国人为发行对象的报刊。1873年之前，共出版37种中文报刊和80余种外文报刊，其中，办报刊最多的是英国传教士和商人，其次为葡萄牙人、美国人、法国人。出版地点先是新加坡等“南洋”和中国的广州、澳门，后扩至香港、上海、福州、厦门、汉口等口岸城市。这些报刊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文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香港华字日报》、《香港中外新报》、《上海新报》、《申报》等，外文的《蜜蜂华报》、《广州纪录报》、《字林西报》等。1873年至1894年间，中国人办的报刊开始兴起，约有20余种，主要在香港、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出版。办报人多为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创办最早的是汉口的《昭文新报》，《循环日报》、《汇报》、和《广报》影响较大。1895年至1911年间，中国报刊发展较快、较大，新办报刊先后达1500种，中国人办的占90%以上。其间有重要影响的报刊是《时务报》、《国闻报》、《湘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报》、《中国日报》、《民报》、《民呼日报》、《民立报》等。

002 中国近代报刊

中国近代报刊始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由于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西方传教士便在香港、东南亚及广州等地办报。从1815年到1842年，共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依泾杂说》、《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和《各国消息》等6种中文报刊。其中第一个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影响最大，它是英国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 (R · Morrison) 和米怜 (W·Milne)于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办的，担任刻版和发行的是中国人梁发(又名梁亚发)。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 (C · Gutzlaff) 于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中文期刊。这些报刊都以传播基督教义为主，也介绍西方政治、科学和商业，进行文化渗透，目的在于用西方文化同化中国人。为收到宣传效果，在宣传形式上，迎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办报不再受到限制，教会报刊发展很快，到1890年共创办了76种。其中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该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主办人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J·Allen)，后来成为英美传教士社团组织广学会的机关报，1907年7月停刊，历时40年。《万国公报》名义上是教会刊物，实质上是一个综合性时事政治刊物。本时期较为重要的教会报刊还有1853年在香港创刊的 《遐迩贯珍》、1857年在上海创刊的《六合丛谈》、1872年在北京创刊的《中西见闻录》和1878年在上海创刊的《益闻录》。继教会报刊兴起之后，出现了外国商人在中国兴办商业报刊的高潮。在商业性报刊浪潮的冲击下，教会报刊开始衰落。1872年4月30日《申报》在上海问世，是商业性报刊高潮的开端。《申报》以赢利为目的，为了竞争，其编辑思想、报道内容和经营管理都有创新。在中国报刊史上，《申报》最先把新闻、言论、文艺副刊和广告作为4个要素加以配合，确立了中国近代报刊在内容构成上的基本模式。《申报》的广泛影响促使商业性报刊发展很快，英、美、法、德、日、俄等国商人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北京、福州、沈阳、大连、哈尔滨、烟台、厦门等地相继办起了多种商业性报刊，各报刊之间竞争激烈。其中较有竞争力的有《字林西报》和《新闻报》等。从1815年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共创办各种性质的中外文报刊200余种，是中国人所办报刊的4倍，中国资产阶级报刊萌生于19世纪50年代。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是中国人创办最早的近代中文报纸。1868年陈霭亭又在香港创办了《华字日报》。中国人在内地办报始于1872年的《羊城采新实录》，由于该报情况失详，目前中国新闻史学界便把1873年7月在汉口问世的由艾小梅主编的《昭文新报》视为中国人在内地创办最早的近代报纸。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报刊属王韬于1874年1月5日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该报以政论见长，大力宣传改良主义主张，成为中国政论报刊的先驱，中国新闻史称王韬为第一个政论家。甲午战争以后，改良派知识分子为推进变法维新运动，纷纷办报。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率先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初创时报名为《万国公报》，因与广学会机关报同名，3个月后更名)，由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务。《中外纪闻》以宣传维新变法为宗旨，极力为建立维新派的政治组织制造舆论。强学会于1895年8月在北京成立后，《中外纪闻》便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1895年11月，强学会上海分会成立，于1896年1月创办了《强学报》，由徐勤、何树龄主持编务。《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维新变法和御外救国主张，引起封建顽固派的敌视，光绪皇帝在封建顽固派的压力下，于1896年1月20日下令查禁了强学会，《中外纪闻》和《强学报》也因此夭折。到19世纪末，维新变法成为时代潮流，封建势力无法扼杀维新派的办报活动，改良派先后在全国各地办起了几十种报刊，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维新派的机关报《时务报》，该报由黄遵宪筹备，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担任编撰。维新派把《时务报》作为论坛，使维新变法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鼎盛时期的发行量达到1.7万份，创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在《时务报》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维新派掀起办报热潮，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新闻事业的局面。1897年10月26日严复在天津创办了维新党人的第一个日报《国闻报》。爱国知识妇女中也发出了要求挣脱封建枷锁的呐喊，于1898年7月创办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以妇女为宣传对象的《女学报》。《女学报》倡导女学，主张争取女性人权，由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女报人康同薇、裘毓芳、张蕴华、李惠仙等主持笔政。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为了摆脱清廷危况，在朝廷“邸报”已经不能抵御维新舆论和维系民心的情况下，决定创办官报。在1901年后的10年间，清政府共创办了中央和地方官报近50种，成为朝廷官报的兴盛时期。官报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袁世凯创办的《北洋官报》和清王朝的机关报《政治官报》。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历史舞台后，先后在上海、香港和日本创办报纸。1900年1月25日孙中山派遣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个机关报《中国日报》，该报首开中国近代报纸分栏横排的先河。1905年11月，同盟会第一个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诞生，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先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批判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民报》同 《新民丛报》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一时期的改良派和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报纸《新民丛报》、《时报》等，在介绍西方文化方面也曾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国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主要的有《苏报》、《中国白话报》、《警钟日报》和 《安徽俗话报》等。1903年《苏报》发表了几篇革命倾向鲜明的文章，清政府联合上海租界当局查禁《苏报》，并监禁了当事人章太炎和邹容，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掀起了办报高潮。武昌起义后半年内，全国报刊已有500多种，随着资产阶级政党和团体的产生，报纸开始成为隶属于政党和团体的舆论工具。袁世凯篡权后，在创办御用报纸的同时，对异己报刊大加挞伐，致使全国报刊锐减，到1913年底，全国只剩下139种报刊，成为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低潮时期。这一低潮一直延续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