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

013 中国对外贸易

中国的对外贸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史学家奥尼斯克利道斯就在其所著《沿岸航行记》中指出过，西方诸国所用的丝和铁，都是从中国输入的。验之以西方考古发掘资料，可以推断，远在先秦时期，我国已出现了对外贸易的滥觞。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蜀布和邛竹杖，据言是从身毒(印度)贩运过去的。可见通过身毒转运，中国货物在先秦时已可运抵西亚或更远的地方。规范意义的中国对外贸易，似应起之于秦而盛行于汉。秦统一六国后，加强与周围世界的联系，设典客掌管对外事务，与邻国有了更多的经济贸易往来。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姑置之不论，就民间贸易而言，秦人东至朝鲜半岛，将中国的丝绸、漆器输往当时的乐浪、马韩、辰韩及弁韩；也南经边陲象郡将铁器运往印度支那，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除陆路外，东及朝鲜、日本，南抵南洋诸国的海上通道也颇具雏形。但限于当时的航海技术条件，尚不宜进行远航。凡此，均为汉以后对外贸易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对外贸易在秦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拓展，其对外贸易政策较秦更为开明。汉初已设有专门掌管对外事务的机构大鸿胪寺；首都长安立“蛮夷邸”专事接待外国商人。至武帝时，在经济恢复、发展的基础上，制四夷，通西域，发展官营商业，开辟中外贸易通路。张骞于前138年和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使对外贸易一时蔚为大观。汉的对外贸易方针以陆道为主，兼行海市。陆路贸易通道主要有乐浪道、永昌道、丝绸之路及毛皮路等；海上贸易则有东西两条海上丝绸之路：一达朝鲜、日本；一经南洋通航各地。番禺为海上贸易货物的重要集散地。经过对外贸易，中原地区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大量输入国外； 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瓜、胡蒜、胡桃，乌孙的“西极马”，大宛的“天马”，大秦的花蹄鸟、毛织品、玻璃器物、宝石等输往中国内地。贸易往来遍及大宛、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犛靬、大秦、身毒诸国，以及今印度支那、朝鲜和日本等地。从而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促进了汉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短期统一外，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北方战乱频仍，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南方诸朝为求生存，便力图开发，遂使长江流域、闽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均加速了开发步伐。三国时，罗马商人秦论于226年来吴，受到孙权接见，双方沟通了发展贸易的愿望。同年，孙权派朱应、康泰前往林邑 (今越南南部)、扶南 (今柬埔寨) 及马来半岛等地，加强了吴与东南亚的经济贸易联系。东晋以后，江南的开发步伐加快，建康、京口、山阴、襄阳、江陵、成都、广州等城日趋繁荣。海外贸易以交州龙编港和广州番禺为主，南出大海，北通中原，一派繁忙景象。到南北朝时，北魏政权除与南朝互市，还保持了西域古道的贸易往来；南朝则着重发展南海贸易，与林邑、扶南、阇婆(今爪哇岛)、干陀利(今苏门答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等保持和发展了经济贸易关系。进口货物多为象牙、犀角、珍珠、琉璃、吉贝、香料等，出口品则为绫、绢、丝、锦等织物。本时期海上贸易已占绝对优势，南朝梁每年可接待外国商舶10余批。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也给予了外商更多的自由活动的余地。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期。国力强盛，政策开放，对外贸易兴旺发达。隋政府鼓励对外贸易，对外商来华给以优惠待遇。京都长安设四方馆，负责接待四方使客，掌管外交及外贸事务。大业五年(610)，隋政府以洛阳东市为贸易中心，邀集外商和使节于正月十五至月底前来观光及贸易互市，盛况空前。在西域古道上，民部侍郎裴矩常驻张掖，主掌通商事务。西域、中亚商人多来此互市，使张掖成为丝绸贸易的内陆口岸。在海外贸易方面，隋政府于608年派遣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开辟南洋贸易，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唐王朝建立后，继续实行开放政策，对外经济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为对外贸易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丝织、陶瓷、茶叶等出口商品货源充足；当时已可建造载重超万石的大海船“苍舶”，仅扬州一地就有船场10个。唐代国际贸易通道四通八达。通往西域中亚的商路已由原来的两条发展为北、中、南三条：北道从伊吾经铁勒部度北流河等地达西海； 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至波斯达西海；南道从鄯善、于阗度葱岭经护密、吐火罗至北婆罗门达西海。此外，还增添了一条从弓月城通龟兹、焉耆、北庭、碎叶的 “丝绸支路”。海路则可由登州渡海至高丽和日本，亦可由广州出海赴南洋。为保护商旅，唐政府特设安西都护府(640)与北庭都护府(702)以加强交通贸易的管理，又在广州港设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为方便贸易，除各大城市、港口广设外商接待场所外，更于贸易通道上陆路30里设一驿站，负责官私商货的转运及递运。唐的主要贸易港口有广州、交州、泉州、扬州、明州(今宁波)、潮州及楚州等。安史之乱虽使唐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对南方的海上贸易影响不大。大历五年(770)到广州贸易的大小蕃舶达4000余艘，平均每日11艘之多。进出口商品达百种以上。当时广州、交州、扬州、益州已成为四大工商业中心，而唐都长安和洛阳都是著名的国际贸易城市。赵匡胤建宋后，即奉行开放的贸易政策，对江南经济的稳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设置提举市舶掌管蕃货、海舶、征榷和贸易事务。雍熙四年(987)，又派遣内侍8人分4路出使，“各往诸国勾招进奉博香药、犀象、珍珠、龙脑”。造船业的发展，航海技艺的提高，指南针的运用，手工业的发达及经济的发展，为宋的海外贸易创造了条件，进出口货物品种远远超过唐代。进口货物有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玳瑁、水精、蕃布、乌𣗊、苏木等；出口货物以丝、瓷、漆器等手工业品为大宗。宋的贸易地区，东起日本，西至印度、阿拉伯，涉历亚、非、欧洲的40多个国家。当时中国铜钱也同金、银一样，已成为国际支付的手段，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通用货币。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即颁诏中书省，重建市舶司。进口货物仅征7—10%的低税，以鼓励外商前来贸易。至元三十年(1293)，颁《市舶则法》22条。元所开设的对外口岸，数量之多居历代之首。广州、泉州、杭州、庆元(宁波)、温州、澉浦(今浙江海盐西)、上海等均建立了市舶司。上述措施，吸引了大批大食、波斯、欧洲及北非商人来华贸易。元政府还推行钞法，发行纸币，并与各国货币建立了兑换比例。元的对外贸易通道也分海陆两道。由于蒙古族的征伐及其对贸易实施保护，遂使关闭多年的古老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元大都是当时世界诸城中屈指可数的繁华都市之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初实行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洪武初年，建置市舶司于长江口附近的黄渡镇，以后又恢复浙江、福建、广东三处舶司。洪武二年(1369)，特准凡附朝贡贸易来的商舶一概免税，成祖时免税条件更加放宽。永乐年间，官舶实施勘合制度，定期定额进行贸易；私舶在抽税后允其互市。当时，三舶司口岸建有专门接待外国商使的驿馆，规模可观。成祖永乐三年(1405)至宣宗宣德八年(1433)，郑和7次下西洋，航程万里，与30多国加强了政治、经济、贸易联系，实为震惊世界的壮举。明中叶以后，由于当局者的腐败与短见，及倭寇的骚扰破坏，明政府下令罢舶停市，锁国闭海，浙、闽、粤三大口岸一律停止对外贸易。以后因财政拮据，市舶时开时禁，但管理混乱，使市舶制度濒于荡然。16世纪以后，西欧海盗相继而至，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殖民者接踵来到中国，以通商为名，行侵扰掠夺之实。奸商、贪官与倭寇、海盗相互勾搭，狼狈为奸，遂使明后期的贸易渐趋衰落。清鸦片战争以前，对外贸易基本上实行闭关或限制的政策。顺治元年(1644)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40年间，严格闭关，凡私自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一律处死，货物没收。康熙二十三年后废止海禁，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镇海西北)为贸易口岸，并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管理往来商舶，征收关税，是为我国设立海关之始，结束了长达千年的市舶制度。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清政府撤销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处口岸，仅开放广州一个口岸，由粤海关加强管理。清的对外贸易原由开放口岸广州的十三行垄断，后来又发展为公行制度。十三行附近设有“夷馆”，供外商租用。清严格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进口税约为16%，出口税为4%。外商按实际货价的30%交公行，其差额即为行商的收入。自19世纪20年代起，十三行的买办性愈益严重，他们伙同国内不法商人和英美商人，沆瀣一气，大量走私鸦片，出卖国家利益，危害人民，遂打破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地位，由出超国变为入超国，带来中国近代社会的危机。

中国对外贸易

China’s Foreign T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