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货币数量说

先秦时期，《管子》一书的作者即提出并主张货币数量说。《管子》一书作者认为“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什倍”(《管子·山国轨篇》)；“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资在下，国谷什倍，数也。”(《管子·山至数篇》)所谓“上”，指货币退出流通界而为封建国家加以收藏，“下”则指货币在民间流通。如果流通中的货币由封建国家收回百分之九十，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只为原有的十分之一，则币值上升而物价大跌。此时，如封建国家投放货币大量收购万物，则万物之绝大部分退出流通界由国家收藏，于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大为增加，而流通中的万物大大减少，货币价值大跌而物价大涨。所以，物价的变动随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减而涨跌；而单位货币的价值也随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寡而降升。此外，《管子》书中尚有许多地方可见其颇重视货币数量变动对物价产生影响的地方。由于《管子》作者没有明确的价值概念，对金属货币本身的价值也不甚了然，所以自会误入货币数量说的歧途。《管子》一书作者还曾意识到流通中须有必要的货币量：“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余，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余。”蓄余是贮藏中的货币，《管子》主张要保有一定数量的蓄余，旨在用以调剂流通中的货币。蓄余的具体办法是在各个地区设立“公币”，作为调剂货币流通必要量之用。而“公币”之多寡，根据“人若干，田若干……谷重若干，终岁度人食其系若干”及“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等因素来决定。(《管子·山国轨篇》)但因《管子》无正确的货币价值论，其货币流通必要量这一概念遂成为其货币数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汉章帝元和(公元84～87年)中，尚书张林就当时的物价问题发表意见：“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耳；宜令天下悉取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晋书·食货志》)张林承袭《管子》的货币数量观，分析货币与物价的关系，认为当时物价上涨的原因在于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为降低物价，张林以货币数量观为指导，主张“封钱勿出”，收缩通货，减少流通中的货币，达到“钱少物贱”的目的。唐代，刘轶对《管子》的货币数量观作了更明确的阐述：“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于钱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旧唐书·食货志上》)刘轶将货币价值的大小与货币数量的多寡直接联系，即比东汉张林及南齐孔𫗱“钱少物皆贱”、“籴不贵是天下钱少”从物价变化角度来反映货币数量观的说法，显得更为切当。陆贽也认为：“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陆宣公秦汉全集》卷4《均节赋税恤百姓第2条》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陆贽在此以“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的货币数量观为核心，补充以轻重理论，足见他承袭《管子》的货币数量观并对之作了更明晰、全面的表述。宋代，李觏根据传统的货币数量观分析了货币数量多寡对币值与物价的影响，以及物价变动对商品流通的影响，即所谓“大抵钱多则轻，轻则物重，钱少则重，重则物轻。物重则用或阙，物轻则货或滞。”(《直讲李先生文集》卷16《富国策第八》)宋代纸币产生以后，许多思想家把纸币视同铜钱一样的货币，用货币数量观来解释纸币流通现象，认为“少造之则钞贵……多造之则钞贱，而过多则不可以行”； (王瑬《钱币刍言·钱钞议》5引刘定之语)“盖楮之为物，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 (袁燮《便民疏》中语，见《续文献通考》卷7嘉定16年)“为今楮币之计当如何？曰：行法自贵近始。……收愈多则数愈少，数愈少则价愈昂”； (袁甫： 《蒙斋集》卷6《陈时事疏》)“物贵原于楮轻，楮轻原于楮多。”(《续文献通考》卷7景定5年诏)这些思想家不懂得在金属货币流通必要量限度以内，兑换纸币发行的多寡，决不影响它的票面额所代表的金属货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