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矿政和矿业

中国早在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制造已高度发展，铜、锡的采矿、冶炼以及铸造的制模、制范、浇铸、修整等工艺分工非常精细。在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都发现有为王室所专用的青铜器铸造作坊。青铜器种类繁多，有社器、酒器、农业用具、兵器等。青铜器铸造在西周仍是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部门，青铜器的种类、风格都发生了变化。在商周时代，青铜铸造都属于为宗室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到春秋时代，出现了铁和铁器，到春秋晚期已采用鼓风橐增高炉温进行冶炼。铁器广泛用于农业、军事。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到战国中期，冶铁手工业迅速发展，铁农具普遍使用，给封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到秦代，对于冶铁炼铜，秦已设置管理冶铁事业的专官 “铁官”，但未设置国营。秦代铁器武器应用更加普遍，生产工具铁的应用也更为广泛，这样铜制武器渐次被废。但仍存在大规模的冶铜和铸铜工场，秦始皇曾铸造重千石或24万斤的钟鐻和金人。西汉初，盐铁事业乃至铸钱采取放任政策，国家仅设官收税，不问其余。私营盐铁事业相当发达，当时从事盐铁工业者无不暴富，这不仅影响中央财政收入，而且成为割据势力的社会基础。到汉武帝时实行盐铁专卖和禁榷制度。在各郡国设置铁官49处。西汉还设置铜官、金官及 “采金银珠宝之官”。铜制工具在社会生产领域内已退于次要或完全不重要的地位，但民间的日用器皿，皇室及贵族宫廷中所用的奢侈品、装饰品和寺庙中的祭器，特别是钱币，还是用铜铸造。设铜官以管理全国的铸铜工业。设金官和 “采金银珠宝之官”，以专司采金、炼金和管理其他贵金属及宝货的采集之事，金官亦兼采银矿。锡铅的冶铸亦很普遍。汉代由于官营冶铁业，所以生产规模宏大，技术发展很快，出现了炼铁高炉，用水力鼓风，发明了炼钢方法。东汉冶铁业仍由国家经营，设置铁官，铜的最大用途还是铸钱，铸钱仍为国家专有。贵金属工业，如金银冶炼亦很发达。魏晋南北朝时期，金、银、铜、铁矿开采和冶炼多为官府经营与控制，冶铁业发展很快。南朝在矿冶区设有治令。唐代的矿冶业，除西、北边州禁置铁冶和采矿外，其余矿地悉听私人开采，官收其税。据史书记载，唐前期有银铜铁锡之冶168所，产地遍及全国，金属冶铸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武则天曾令工人毛婆罗用铜铁铸的天枢技艺高超。扬州铜镜是当时精美的铜器制品，金银器物制造工艺亦极精美。621年，唐朝开始铸造新币，名 “开元通宝”。到天宝末年，分散在全国的铸钱炉共99处，每年铸钱达32.7万贯左右。宋代对铁、铜、金银、铅、锡、火银等矿的开采实行禁榷，所有权由国家垄断，在产地设监，矿冶场务有专官管理。但实际采炼由地方坑冶户承包，按政府规定的数量缴纳岁课，实行国有民营。宋代矿冶业在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开采冶炼规模及产量有很大增加，铜、银产量超过唐朝数倍。采矿冶炼技术有很大进步。用煤冶铁，提高了铁的质量，用冷锻技术冶炼铁甲，铁甲的硬度很高，把五代时发明的胆水浸铜法普遍应用于生产。元代矿冶业因官办管理不善，生产力低，逐渐变为官督民办。民间矿冶业经政府许可，并向政府缴纳一定课额方能开业。元代金、银、铜、铁、铅、锡、水锡的产量，都大大超过前代。仅铁产量一项，元代比宋代增加了许多倍。元代冶铁业，由于冶炼工具的改进和冶炼技术提高，民间冶铁业发展很快。矿冶业规模很大，有利可图，矿场主多成富豪。冶炼技术上，出现了镔铁 （特种钢）和水力发动机鼓风。还有大量金银器物，制作精美。明代金、银、钼、铅等矿冶一般是官营，铁冶业由官府、民间分别经营。冶铁规模和技术有很大发展。明中叶后，全国产铁地区增加到100多处，河北遵化、山西阳城、广东佛山、福建龙溪等地，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冶炼、铸铁和锻炼业。燃料已大部分使用煤，焦炭也已开始使用，鼓风由简单的木风扇改为活塞式的风箱。
嘉靖、万历时期白银使用普遍，银矿的开采在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迅速发展，其中云南的银矿尤为重要。矿冶业在清代有进一步发展，对于铸钱完全由官营专断，对于民营矿业防范很多。顺治时，严禁开矿，到康熙十四年，清廷才被迫稍开铜铅开采禁令，三藩战争结束后矿业才真正有所发展。但是统治者担心矿场人多，影响其统治，对于铜矿开采进行严格限制，统禁开新矿。但是矿冶业仍有很大发展。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济南、山东的铁矿，开采规模都比较大。如云南的铜矿，在乾、嘉极盛时，全省开办的铜厂有300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最高年产量达1467万余斤。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有铸铝业、炼铁业、制铁钱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此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