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富国富民思想

中国古代富国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使封建制国家富强的理论和主张，其主要内容是： 农业所生产的耕织产品是最为重要的财富，因此必须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重视土地的开辟和农业劳动力的利用，并由封建国家集中掌握所生产的大量财富。这一种经济思想直接涉及家业以外的工商业发展问题和生产者拥有多少生产品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儒家和法家在论点上和在政策措施上都是有分岐的。
中国古代富民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封建国家与人民之间物质财富分配关系中主张藏富于民的一种经济思想。它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视为实现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自先秦以来2000多年间，富民思想在中国思想界不断出现，它所反映的阶级内容与时代意义，亦随时代的变迁而有不同。
孔丘继承了西周以来传统的裕民惠民思想，认为统治者应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使民 “足食” (《论语·颜渊》)、“富之”。(《论语·子路》)为了实现他的富民政策，他提出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民以时”、“废山泽之禁”、“关讥市廛皆不收赋” (《孔子家语》卷一)等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与商品流通的政策。同时在财政方针上，主张节用薄敛，取于民有制，使人民得以富足。人民富足了，国家就有了充足的财源，这就是著名的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颜渊》)的财政思想。它在理论上要求民富先于国富，把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孔丘的富民思想及其民富与国富关系的理论，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作为经典式的传统教条，起着深远的影响。
商鞅认为民固然不能太贫困，但也不应太富有。如果人民过于贫困，就会 “轻其居”，(《商君书·农战》)被迫离开土地，流落四方，从而不利于封建国家驱使他们进行农战，甚至会因此造成动乱，危及统治秩序。同时，“富则轻赏”，“故民富而不用”，(《商君书·弱民》)认为如果百姓太富有，就会轻慢国家的奖赏，不肯为国家的奖赏去当兵打仗，甚至还会利用手中的财富行贿请托，破坏政府的法令，从而使统治阶级的刑与赏无从发挥作用。商鞅所讲的富国是以重农为基础的主要途径来发展社会生产、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而不是单纯考虑如何增加国库的财政收入问题。但是，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考虑，他总是力图把这些社会财富尽量集中在国家手里，实际是把富国和富民看成相互排斥的，认为要富国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贫。他指出：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商君书·弱民》)商鞅认为只有采取 “弱民” 政策，重刑或重赏才能发挥作用，即 “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同上）其办法是： “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商君书·说民》)即对贫者以刑罚迫使之努力生产，从而致富； 对已致富者要迫使他们献出谷物，换取官爵，使之变贫。这样国家才能够通过刑赏手段使百姓专一务农，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提供财富，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先秦荀子以前的儒家学者则较多谈论富民而很少谈富国。如孟子即激烈抨击法家的富国主张，指责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的人是 “暴君污吏”，其富国政策是 “富桀”，提倡农战是 “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荀子综合前人的富国富民思想，将富国和富民统一起来，提出了既重视富国，又重视富民，以富民为基础的富国主张。荀子把富民看成是富国的基础和主要内容，认为 “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指出：“足国之道” 在于 “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同上）从儒家富民思想的传统出发，荀子强调富国的内容首先是发展生产，增加整个国家或社会的财富； 其次是藏富于民，即把增加的财富尽量保留在百姓手中以实现富民。最后是在不增加赋税或减低税率的情况下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从而使 “上下俱富”。（同上）为此，他提出了 “节其流，开其源” （同上）的理财原则。开源是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节流是指 “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 (《荀子·王霸》)而节流的前提是节约国家的财政支出。因此荀子又提出 “节用裕民” (《荀子·富国》)的方针，要求节省财政开支，减轻赋税，增加农民收入，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发展了，整个国家的物质财富充裕了，就能实现上下俱富，达到民富国强。荀子反对统治者一味用搜括民财的办法来增加国库收入，认为采取这种办法虽然暂时可以增加国库收入，但这种富国却缩小和破坏了富国的基础，不但不能保证富国，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百姓反抗，从而使国家政权灭亡。这样的富国是 “求富而丧其国”。（同上）荀子的富国富民思想对后世思想家有一定影响，他提出的开源节流的理财原则，成为嗣后二千多年中财政工作遵奉的原则，影响极为深远。
韩非肯定贫富不均现象是合理的、必要的。认为损富济贫是悖理的。他说：“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出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韩非子·显学》)他认为富者是由勤俭而来，贫者是侈情造成的。因此他反对 “与贫穷地以实无资”，（同上）反对把土地分给贫者，认为这会使贫者安于侈惰而富者不愿勤俭，使 “无功者得赏”，(《韩非子·奸劫弑卧》)这对于富者穷者都不利，对发展生产也不利。
《管子》 （一部托名于管仲的论文集）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强调 “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管子·五辅》)认为发展农业是富国富民之本： “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管子·治国》)“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管子·牧民》)为了发展农业，《管子》 非常重视发挥土地和劳力两个生产要素的作用，指出： “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管子·八观》)肯定了劳动创造财富的观念。《管子》 还论述了保持人口与耕地适当比例关系的必要性。它说： “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歙命曰人满”，(《管子·霸言》)人、地比例失调，就不利于农业的发展。《管子》 提出强本的主要措施有二： “务天时” 和 “务地利”，即掌握农时，精耕细作，因地制宜，开辟荒地等。《管子》 把农业视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本源，认为农业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国家财政才有可靠的保证。因此他说：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管子·治国》)民富有利于巩固统治者的统治：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同上）但他又认为，人民富足了，对统治者也有不利： “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管子·国蓄》)“甚富不可使”，(《管子·侈靡》)富民甚至比贫民更不听话，所以 “民富则不如贫”。(《管子·山权数》)实质上 《管子》视民富为达到国富的一种手段，富国才是其根本目的。
贾谊十分强调积贮粮食与富国安民的关系。他说：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贾谊集·论积贮疏》)而要 “足民”，就须 “粟多而财有余”。（同上）其具体办法是 “民三年耕而有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而民有十年之蓄”。(《新书·忧民》)他认为国家和百姓都应有粮食贮备，一是为备荒，二是为备战。有了充裕的粮食贮备，内可保证社会安定，外可战胜敌人，达到 “富安天下” (《新书·数字》)的目的。实现粟多财有余的途径，一是要保证农业有足够的劳动力，“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贾谊集·论积贮疏》)二是要消除侈靡浪费，改变 “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 （同上）的现象。他极力抨击富人大贾 “以侈靡相竞” (《前汉书·贾谊传》)的不良风气，认为这是导致天下穷困的原因。
司马迁虽然反对以违法犯禁而致富的“奸富”，但对于通过正当途径而积累巨额财富，完全持肯定态度。对客观存在的贫富差别以及富者对贫者的剥削和奴役，也一概持肯定的态度。所以他主张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史记·货殖列传》)贫富现象应任其自然，不必人为去均平。
桑弘羊认为无论国家或个人，都可以通过经商致富。因此商业也是能创造财富的，而且其致富比农业更快。他说： “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盐铁论·力耕》)他认为从流通中获取财富，更多靠的是谋术智慧，而不是力气。所以造成人们贫富差别的，主要是知愚与勤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