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中华姓氏的产生与发展(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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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姓氏的产生与发展(代序)

姓氏起源于荒古的母系氏族， 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民族的形成与分合而不断地发展着。要研究、探求中华姓氏的诸多问题，就不能不对中华民族的发生与发展、分化与融合的过程有个基本了解。 　中华民族是对生活繁衍在中华境内民族家庭的统称， 而今包括汉、蒙古、 回、 藏、维吾尔、苗、 彝、 壮、 布依、朝鲜、满、侗、瑶、 白、土家、哈尼、 哈萨克、傣、黎、傈僳、佤、畲、高山、 拉祜、 水、 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布朗、撒拉、毛难、 仡佬、 锡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 乌兹别克、俄罗斯、 鄂温克、崩龙、保安、裕固、京、塔塔尔、 独龙、 鄂伦春、赫哲、 门巴、 珞巴、 基诺等56个民族， 其中汉族约占总人数的94%。 虽然在过去，各民族历史发展长短不同，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中，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开发了祖国的锦秀山河，创造了并将继续创造着祖国灿烂的文化，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为实现祖国各民族平等的联合，解除外来的民族压迫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当我们称“中华民族”之时， 自然包括着民族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当我们说“中华姓氏”时， 自然也包括56个民族的所有姓氏。但是，因在我国总人数上，汉族占绝对多数，加之其发展历史最为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也最为丰富，特别是当今有很多兄弟民族使用汉字汉姓，因此，在研究中华姓氏过程中，首先依据汉姓资料，探求汉姓的发展变化，而对其他兄弟民族的姓氏资料，竭力收集，兼收并蓄，绝不厚此而薄彼。 　汉族，因汉朝的确立而得以命名，它是相对于当时汉境四周的其他民族而言的。但作为一个民族的实际存在， 当然不是仅始于汉代， 这之先，这一民族实体习惯上称为“华夏”。 当然， 严格地讲， “华夏”实际只标志一种文化， 一种由若干民族融合、创造并发展成的带有鲜明的新的民族个性的崭新文化体系，就当时来说，这一文化的发展程度远远高于周围其他民族或部落。因而反过来， 人们又把具有华夏文化特征的部落群统统称作“华夏族”， 其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 　大约在四、五十万年以前，中华大地便有了人类的活动。他们从蛮荒中走来，带着野蛮和愚昧，为着自身的生存与后代的繁衍，与天斗、与地斗、与自身的野蛮与愚昧斗。人们从事着令今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的生产劳动。通过劳动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类自己。那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 而民悦之， 使王天下， 号之曰有巢氏； 民食蓏果蚌蛤， 腥臊恶臭， 而伤害腹胃， 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 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见《韩非子·五蠹》)他们从猿人之原始人群始，经过古人阶段(从原始人群到氏族制度的过渡阶段)，发展而为新人，开始形成氏族制度。这正如恩格斯说过的：“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力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一样，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大约从数万年以前开始逐渐进入氏族公社时期， 亦即原始公社时期， 氏族公社又分母系和父系两个互相衔接的发展阶段。 　我国古代各个地区原始氏族社会的发展很不平衡。一般说来，黄河中下游到长江流域的氏族制度发展较快，其他地区的发展较为缓慢，可能相差数百年、千余年，甚至几千年之久。氏族一旦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便极其自然地以不可克服的势头发展为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全部社会组织，形成了全部社会结构。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氏族部落的不断迁徙，相互之间的交往也在逐步扩大。各个部落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其利害关系可能相反，而在另一些时候、另一些方面其利害又可能相同，由此引起了各个部落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分化与融汇、战争与会盟——也因此而形成部落联盟——民族的雏形。 　从传说中来看，在远古的中华大地上，居住有许多民族。若以中原大地为中心，居住在南方的统称为“蛮族”， 居住在东方的统称为“夷族”， 居住在北方的则称为“狄族”， 而居住在西方的则称为“戎族”——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以此与中原华夏文化诸国相区别——这可能是春秋时人的发明创造。“夷狄戎蛮”之称在当时来说， 多少带有蔑视之意， 作为历史用词被沿袭下来，今天我们说到这些称谓时，当然并无贬意，而且各代所指之“夷狄戎蛮”又不尽相同。属于蛮族的黎、苗，率先进入中原地区；随后属于戎族的羌人之一部——炎帝族也进入中原；本属于戎、狄族的黄帝族散布在中国西北部，文化的发展高于其他民族。黄帝族一部分进入山东境内与夷族杂居，相互影响。颛顼据濮阳， 自东向西发展，他的一支后裔鲧、 禹，在嵩山成立大部落；帝喾据偃师， 自西向东方发展，他的一支后裔契在商邱成立大部落。黄帝族在东西方的兴盛， 造成攻击黎、苗的有利形势。 以黄帝族为主， 以炎帝族、夷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迫使黎、苗退向长江流域。黄炎族占据中原， 孕育、产生并发展起灿烂的华夏文化， 也创造了 “华夏族”本身。 “华夏族”不断扩大， 后来发展为汉族。 　那么， 姓氏的产生是怎样的呢？ 　在我们探讨中华姓氏的起源的时候，首先应对“姓”、“氏”及“姓氏”的内涵有个基本了解。关于“姓”、 “氏”的论述， 向来很多。《左传·隐公八年》： “天子建德， 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国语·周语》： “姓者， 生也， 以此为祖， 命之相生， 虽不及百世而姓不改也； 族者，属也， 与其子孙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立氏。”《白虎通》载：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礼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 皆为重人伦也。姓， 生也， 人所禀天气所以生者也。 ……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 贱伎力， 或氏其官，或氏其事。 闻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为善也。”《通鉴·外纪》注云： “姓者， 统其祖考之所自出； 氏者， 别其子孙之所自分。”《通志·氏族略·序》： “三代之前， 姓氏分而为二： 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 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于文，女生为姓，故姓之字多从女。”《随园随笔》亦云：“《礼·疏》云：天子赐姓赐氏，诸侯赐氏不赐姓。贵有氏，贱无氏；男称氏，女称姓。 姓者， 所以统系百世而不变者也； 氏者， 所以别子孙所自出， 一传之变者也。” 　我们摘录的这些论述，其时上自春秋，下迄于清，上下二千年，其论大同小异。综合归纳几个概念： 起初， “姓”是血缘的标记， 产生于母系氏族； “氏”是姓的衍生， 产生于父系氏族，原来以之标识同姓之子孙的不同分支，因只有贵族才能有氏(或说才有必要有“氏”)，因而亦以辨别尊卑贵贱。至汉，“姓”、“氏”合二为一，如顾炎武于《日知录·杂论·姓氏》中所说： “姓氏之称， 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 《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 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所以，自此至今， 凡言 “姓氏”， 仅指 “姓”而已， 是表明个人所生家族的符号。 这里附带说一下“族”，有人说，“族就是氏”，这种认识不全对，至少是不准确的。“族”为家庭，乃群体之称，而“氏”乃个体之称。 “族”、 “氏”指称的范围不同。 一个人可称 “×氏”， 而不可称“×族”。 　“姓”最早见于商代卜辞里， 多由 “女”与“生”两种偏旁组合而成， 是用形声兼会意的方法构造成的字。从形声字的角度分析：“姓”为“女形生声”——形符表示这个字的意义的范畴，说明“姓”和妇人有关；“生”既表其声，兼表其义，含有出生繁殖之义。从会意字的角度看——“比类合谊， 以见指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明确指出：“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生亦声。”反过来说， “姓”之形体表明了 “人所生”这一特定内涵。 这里的 “人”当然是指女人，因人类之初曾经历过“但知其母， 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 既然“不知其父”， 也就不可能依从父姓，而只能从母姓了，所以最古老的姓氏都以“女”为其偏旁。如：姜、姬、姚、姒、妫、赢、好 (按： 此字为 “子” 姓)。 　那么姓氏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人类在完成了从人猿到猿人的第一次质的飞跃之后，“人”、“猿”语序倒置， 人与兽已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 不还都带有一个“猿”字吗？可以想象， 原始时代的人类，特别是其初始阶段，从人猿那里继承下的更多的是野性、兽性。觅食以求生，交配以繁衍， 就这两点来说， “猿人”与 “人猿”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实在是仅表现为动物的本能。“食色，性也。”孟夫子的话简扼地概括了人的本能特征。人类之初，“未有夫妇配匹之合， 兽处群居”， “长幼侪居， 不君不臣； 男女杂游， 不媒不娉”， 而“人之有道也，饱食、 暖衣、逸居而无教， 则近于禽兽”， 所以， 表现在两性关系上， 则为原始群居的乱婚状态。 此后， 又经历了大约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大体上脱离了原始群居的乱婚状态，进入血族群婚的阶段，氏族制度逐渐萌发。大约自从排斥了兄弟姐妹间的婚姻开始，便形成了母系氏族。其初，人类并未认识血缘在其部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外许多民族的大量的因兄妹相配而产生人类的传说，反映了那时近亲相配的婚姻状态。这实在是不文明的表现。先民们从洪荒时代的野蛮、愚昧的境况中一步步走来，经过漫长的岁月，从惨痛的教训中领悟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事实，制定了“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次突进，在我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更是一次飞跃。讲究姓氏——人之所出，择而婚配，对我们中华民族之优生优育、繁衍生息、发展壮大，起着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随着生产的发展， 初民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 语言也随之而发达起来， 特别是因“兽处群居”所造成的“不殖”、“不蕃”的惨痛教训，逐渐认识到辨别姓氏异同的重要性。“实际需要”，这是姓氏产生的内在因素。为适应这种实际需要，人们首先为自己的氏族确定一个标记，有的氏族采用一种动物、一种植物或别的什么东西作为本氏族的标志，这就是“图腾”(totem来自美洲印地安人土语，意为“他的亲族”)。有的即以图腾作为本氏族的称号，有的则以所居之处称呼自己的氏族。凡在一个氏族名下的成员，除少数外来被收养的人以外，都出自同一个母系祖先，有着密切的亲族关系。氏族名称的功能，在于保存具有这一名称的全体氏族成员的共同世系，并借以区别不同的氏族， 以便于交往和婚配。 氏族的图腾、徽号和名称，实际起着“明世系”、“别婚姻”的作用，就跟姓氏的作用一样。因此我们断言： 氏族的图腾、徽号和名称，是姓氏产生的直接源头。 　得姓受氏有一定原则。我们的先人并非先制定好若干原则而后才得姓受氏，恰恰相反，是先有得姓受氏的实践，后世人根据先人的具体实践进行分析归纳，从而找出相同的经验以为规律，这就成了我们所说的 “得姓受氏的基本原则”。 　姓氏因历史的演变而变化着(其“历史”的内涵包括有：人口的增加或减少，民族的融汇或分化， 朝代的兴起或衰败), 所以那些“基本原则”将会因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左丘明归纳成五条， 即“因生以赐姓； 胙之土而命之氏； 诸侯以字为谥， 因以为族； 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根据所生之地而赐姓， 以封地而命氏， 加上以字、 以谥为氏， 以官为氏， 以邑为氏共五条。 王符归纳成九条： “……故或传本姓， 或氏号邑谥， 或氏於国， 或氏於爵， 或氏於字， 或氏於事， 或氏於居， 或氏於志。”王符较之左丘明， 有增有减， 增多而减少。 郑樵则归纳为三十二条。郑樵所列较左、王二氏，精细而深入，全面而具体。然而，过细则繁，且其分类标准也不尽一致。特别是其于廿八条而后，或以地相分，如“代北”、“关西”、“诸方”等；或以姓之字数相别， 若“复姓”、 “三字姓”、 “四字姓”之类。 再加历史的局限， 有些事情不是左、 王、郑诸贤所能认识得到的。因而，他们所归纳的原则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们在姓氏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所做出的贡献为世人所公认。“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谱》二书。二书皆本《左传》。”而“郑樵通帝王以来迄于五季。 约《书》、 《志》之文而为《略》， 其有功於氏族， 非浅鲜也。”我们今天研究和探讨中华姓氏之得受原则， 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 　前面我们曾说过， 在华夏大地上， 氏族之初，有“姓”而无氏，至父系氏族，始有“氏”而后有“族”，氏为姓的支属，族为氏的支属，氏盛行于春秋之季，“族”则在特定条件下偶尔用之。自战国始，经秦至汉，“姓”“氏”合而为一， 凡称“姓氏”，均指其“姓”，实际上仅指曾在某个历史阶段出现过的 “氏”罢了， 仅用以表示个人之所出的符号标志而已。 　以汉字而论， 得姓受氏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11个方面： 以所居之地为姓氏， 以所属部族名称或图腾为姓氏， 以技事为姓氏，以封地为氏， 以官爵为氏， 以长幼、辈分即次序为氏，复姓的组合， 翻译姓氏， 改换姓氏 (君上赐姓， 避仇等), 姓随人便。 古人对姓氏很重视， 反映了当时人的宗法观念，也含有一定的政治内涵。所以，一个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被视作高尚的品行， 即使不得已而改， 也总是环绕着原姓氏而改， 或同音而改形， 或依原形而省笔。 　随着历史的发展，封建的宗法观念不断被打破，民主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特别是近代，在封建王朝被推翻之后，民主浪潮激荡着社会的每个角落，而姓氏领域内，又平添了“姓随人愿”的原则。在革命大动荡的时期，姓氏的随意性尤为突出，一些被推翻的阶层或革命的对象为逃避革命、保存自己，有的便更名换姓；一些革命者，为掩护自己，也为不致使家族受牵连(或表示与家庭断绝亲属关系)而改姓；文艺界不少喜用艺名、笔名的，真姓实名反而鲜为人知，如果改后的姓氏用字是原汉姓所无， 就等于增添了新姓。 　中华姓氏不断地发展变化着。这种发展变化，从形式上看，主要表现在语音和书写的发展变化。字形不变，所表姓氏之语音可能有变，且表示不同姓氏， 比如“乐”一字二音，既读lè, 又读yuè, 同宗二氏，后成为两姓。语音不改，用以表此音的汉字有所改换， 以区别于原姓氏，从而创立了不同的姓氏， 如lǐ，或写作“理”， 或作“里”，或作“礼”， 或作“李”， 四姓(氏) 同宗，均由“理”发展而来，读音未改，但书写形式不同，从而分出四个姓氏。语音也罢，字形也罢，总归起来还是表现在数量的变化上，有些姓氏消失了，而大量的新姓又产生了。在历史的发展中，就具体姓氏来说有消有长，而从宏观上来看，其数量总是在不断地增长。周代，特别是东周——即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华姓氏蓬勃发展的时期。而今在祖国大地上流行的大部分姓氏那时也已产生。秦汉以后，随着朝代的更迭、民族的融汇，中华姓氏也在不断变化着。有的姓氏消亡了，有的新姓产生了，而有的姓氏从始至今仍在沿用，表现了某些家族的强大生命力。中华姓氏还在发展变化， 只是速度已缓慢下来。 　仅以此代《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