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学大辞典︱印章史概論

• 位置： 首页/附录库/中华书学大辞典

印章史概論

《說文》云：“印，執政所持信也。從爪，從部，會意。爪持部，以表信也。”段氏注：“凡有官守者，皆曰執政。其所持之部信，曰‘印’，古上下通曰‘璽’。”又注：“璽節者，今之印章也。” 　華夏璽印肇造何時？傳云殷墟嘗有出土古印三枚，或據此謂印章源於殷商，然殊無確證。蓋甲骨文、金文中不見“璽印”一詞。其記事可憑者，恐始於春秋戰國。今所存古璽印物，莫早於春秋之物。 觀其遺品之繁、技藝之精、式樣之豐，足徵其史由來久矣！ 　春秋戰國乃中國歷史一大轉折期，古代宗法制急趨瓦解，王權官僚制日浸衰弱，而新興諸侯貴族势力則漸强。西周以氏族血緣為紐帶之君臣關係，乃一變而為上下從屬之君臣關系。國君任命臣僚之信物，即以“璽”為憑證。官僚制度一旦形成焉，官璽遂為當時國家機構之必需品矣。 　生產日進，商貿日盛，豪富者益眾焉。 商業之都市勃興，泉幣之流通繁雜，璽印作為所有權之標志亦大行於世也。 　厥初，璽、印無别，統稱曰“璽”，或曰“璽節”，亦無上下、官私之分。 有以為執信持佩者；有以為通商旅貨贿者，其施於封書者，方為後世璽印之所自昉耳。 春秋末期始有“官璽”、“私璽”之目，然因諸侯异制，古璽形制非一。 斯時以青銅鑄印為主，印之形體、材質、鈕式等，千變萬化，誠中國古印史上絢麗多彩之世。 　春秋戰國無紙，其時簡櫝，均用漆或墨書於竹簡、木札之上。 以寓書於遠，上必施檢以禁閉之，而後緘之以繩，編串束結，填之以黏土，鈐印其上，復於檢上署所予之人，其事始畢，此即“封泥”也。 印章使用自兹而廣矣。 　三代璽印，大者數寸，小者才至壘黍。 自天子以至庶人，所佩所執，皆得稱“璽”，質以金玉，紐之龍虎，亦各惟其所好。 迨至嬴秦立國，官制强化，印章始有定制。 璽、印分屬，惟天子、諸侯得稱“璽”，臣下稱“印”或日“章”。 《漢舊儀》云：“秦以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 秦以來時，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眾臣莫敢用也。”“印”之一字用於印章，實自秦始。 　秦官印字數無定則，多為白文，而界之以“□”、“田”“”為闌，文用斯篆，兼及古籀，故多織細，亦有不可辨識者。 若論官印，必當斷自嬴秦。 　劉漢官印承秦制。 其印之材質、鈕式、綬色等，因品級上下而各殊，“田”字之廓漸消。 字體為“摹印篆”，平方正直，印型莊重。西漢官印屬印制第三期，武帝(劉徹)太初元年(前104)定“五字印制”，“章”字始見於印文，此印章之一大變也。 　王莽篡權建新朝，大改漢制，印制亦然。 行上、下無别之“五字印”，刻風力求整正，為古印史上重要時期。 　新朝祚短，東漢代興，立復西漢印制。 筆勢率直，刻風勁健。自漢季迄三國之印，急促草率，頗失西漢之典雅趣致。 斯時私印大抵追崇西漢以來之官印遺風，以白文正方印為主，又出現“表字印”、“臣妾印”、“子母印”等，私印空前流行。 　東漢始造紙。三國以後紙興而簡牘衰，封泥希用，印章又一大變。惟三國迄西晉，尚蹈襲漢印之骨骼。洎東晉南北朝，朝代更迭，印章式樣紛亂，官印隳其權威，印章藝術遽衰。 　六朝末世，始以朱泥押印於紙面。 是則印章變為朱文印之端。 　隋統南北，官吏之印廢，官署之印代之。 方約寸半，係朱文。 而私印垂絶矣。 　唐代官印，初猶承隋式，後乃字體漸易為“九疊篆”，至宋、元此體已獲確立，迄於明、清未絶。然自宋以降，官吏之印復見，其大有及方九寸者。迨天下鼎沸，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西夏文、蒙古文、滿洲文并見入印。 　私印則古來形式尤繁。“收藏印”、“堂號印”源於李唐，太宗(李世民)“貞觀”連珠印、李泌“端居室”堂號印等，蓋其濫觴也。 至於私印、雜印之盛行，則應溯自趙宋中葉。 　宋代金石蔚為學科，古銅器暨古印等，學者多能識别、賞鑒，奉世靡然鄉風。至若徽宗(趙佶)之酷嗜蒐集古印章，編纂《宣和印譜》四卷，誠中國印譜之嚆矢也。繼有王俅《嘯堂集古録》、王厚之《漢晉印章圖譜》等古印專著，次第問世。 斯時文人雅趣多端，更有“别號印”、“成語印”之屬，印章既係文墨伴侣，别開生面，已為後世篆刻藝術奠確乎不拔之基。 　舊時印章，每出匠師之手。元代士人始摹習刻印技藝，雅操鐵筆，藉古印作楷模，珍重不啻拱璧。書畫大師趙子昂(趙孟頫)酷愛古印，嘗輯印譜曰《印史》，力倡復古。是編與時人吾丘衍(吾子行)所著《古印式》、《學古編》，允稱刻家之指南也。 　元、明之交。會稽王冕(元章)始用“青田乳花石”刻印，建立印章史上一里程碑。 明代文彭(文三橋，徵明長子)官南監時，幸獲“燈花凍石”累累，鎸刻名印無計，或推為篆刻藝術之開山祖也。與稍後之安徽何震并稱“文何”。於是篆刻已與書、畫鼎峙，獨具藝術特色。 爾後，蘇嘯民、歸世昌、金一甫、程孟長、梁千秋等，代出才人。其中蘇氏尤卓絕，晚歲所著《蘇氏印略》，刻藝精湛， 譽播東瀛，至能一時左右日本印壇。 另有趙凡夫(宦光)者，特擅摹刻古印，其《趙凡夫先生印譜》輯載遺作二千餘枚，琳琅金薤，美不勝收。 　明代蒐集、鑒賞古印成風，可證諸顧從德《顧氏集古印譜》。 從德家稱豪富，癖耽古印，遍加羅致。 隆慶六年(1573)鈐押秦漢官、私印，加以考證，成《集古印譜》六卷。萬曆三年(1575)剞劂梨棗，題作《集古印藪》，馳譽遐邇。厥後，古印譜相繼刊行，於篆刻界生色增響矣。 　明季清初，遭時喪亂，篆刻式微，印學漸入安易、裝飾之俗途。 工匠行時，鐵筆藝術逗遛不前。 　皖地乃何雪漁(何震)之故籍，秀出江東。 程穆倩(程邃)、汪關、朱修能(朱簡)、汪宗周(汪鎬京)、程元素、江宏度、江皜臣、程雪來等刻手，皆其選也，遂奪文三橋等吴門之席。其中程穆倩究秦、漢之法，筆風圓渾温雅，世尊為“徽派”(亦稱“歙派”)之祖。 　程穆倩與巴慰祖、胡唐、汪肇漋合稱“歙中四子”，黄吕、黄宗繹、唐燠、程奂輪、程錦波、汪德量等步其武。 清·乾、嘉間(1736—1820)，黄小池、王聲等，并推璠璵之器，形成“浙”、“徽”兩派分主清代印壇之勢。 　明季以降，世人不惟重古印之鑒賞，且好集近人之刻印。明張灝有《學山堂印譜》、《承清館印譜》，清初周亮工有專著《印人傳》、《賴古堂印譜》等問世。 乾隆(1736—1795)間，安徽綿潭汪啟淑僑居浙杭。 啟淑累世販鹽，其家劇富，蓄藏珍籍甚豐，篤好印章，自稱印癖先生。 嘗取周、秦以來之古印，以及當代高手之刻作。 輯為《漢銅印叢》、《訒庵集古印存》、《飛鴻堂印譜》等二十七種專著。 又撰《續印人傳》，卓著勛績於清代篆刻界。 斯時杭州宛然篆學之淵藪、印家之窟巢也。 　時印學頗趨復古。 丁敬身(丁敬)金石造詣精深，意境高古，提倡方勁質樸之印風，材稱杞梓，奉為“浙派”之祖，遂屈“徽派”而主盟印壇。 　丁龍泓(丁敬)倡其前，蔣山堂(蔣仁)、黄小松(黄易)、奚蒙泉(奚岡)踵其後，合稱“西泠四家”；若增陳秋堂(陳予鍾)、陳曼生(陳鴻壽)、趙次閑(趙之琛)、錢叔蓋(錢松)則號“西泠八家”。復有“浙派”高手趙魏(晉齋)、屠倬(琴隝)、高塏(爽泉)、徐同柏(籀莊)、徐楙(問蘧)、趙懿(榖庵)、江尊(西谷)、楊與泰(辛庵)、胡震(鼻山)等，悉東箭南金也。 　明末清初，考證學、漢學復興。 乾、嘉間(1736—1820)學者，當以注《說文》之泰斗段玉裁為代表，金石學隨文字學而臻興隆。蓋緣據古金石刻、古器物銘文而精研古文字，故古文字與篆刻藝術密切攸關。 金石學有翁方綱(覃溪)、桂馥(未谷)、張燕昌(芑堂)、張廷濟(叔未)等，并皆篆刻界名流，印壇盛况可知矣！ 　印學風興，鑄就偉人。鄧完白(鄧石如)獨學刻苦，涉獵周、秦、漢、魏之篆、隸，卓有成就，無愧鐵筆大師，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蓋陽冰篆書之精，後世絶響。完白力圖振興篆書，破陳規，闢蹊徑，除繆篆、玉筋篆外，更將諸種篆體入印，自樹新風，遂創“鄧派”，為近代篆刻之先驅。 包世臣高足吴讓之(吴熙載)宏揚完白之殊藝，兼篤守世臣之書論，其鐵筆既臻高格自然之妙境，遂躋攀咸、同(1851—1874)間印學界之峰巔。 　嘉、道(1796—1850)間，刊行金石書籍、印譜成風，其中吴雲(平齋)、陳介祺(簠齋)、吴大澂(清卿)等尤為熱衷，廣事蒐求，悉心探究，播流風於當時。 别有王石經(西泉)，刻風端莊整平，自成一家，陳(介棋)、吴(大澂)二氏交相嘉賞。 　徐三庚與趙之謙同時，初宗“浙派”，繼參“鄧派”，後出入漢篆等，筆勢豐麗纖細，響盛名於近世，敷妙譽於扶桑。日本明治(1868—1911)前期之印壇，新風於是乎振。 　徐、趙而後，清末民初之鐵筆大家吴昌碩，騰騫於篆刻界。 吴氏力追〈石鼓〉篆法，逮及金文、古泉、古陶、封泥、古磚瓦等，兼收并蓄，啟渾厚素樸之一路，季清藝苑為之增色，且導夫近世日本印壇之先路云。 　傳吴氏之道者，有門弟王大炘(冰鐵)、徐新周(星州)、其子吴藏盦以及齊璜(白石)等，俱近代印學界之席珎也。 　光緒三十年(1904)，丁仁、王提、葉為銘、吴隱等，於浙江杭州孤山創辦印社，因地近西泠而名曰“西泠印社”。 該社薈萃藝苑高手，對篆刻、書、畫之研究殊有成就，名動海内外。 且設於孤山風景區，故屬西湖游覽勝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