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茎灯草

人在对物作用时，占有物；物则在反作用时，占有人。人是有欲望的，人对物的占有通过欲望表现出来。人对物占有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人的欲望；人的欲望越强，对物的占有也将会越多。欲望是人的内在动力，推动着人对物的占有。物对人的占有是盲目的，只能通过对人的作用的反作用来实现，谁对它发生作用，它就占有谁；谁对它发生的作用越大，它对谁的占有就越多。严监生对财富占有越多，财富对他的欲望占有也越多。这是不以严监生的意志为转移的。
人对物的占有有两种方式。首先是生产的方式。人占有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是占有物的纯粹自然效用，而是占有物的人的效用。人的效用不是物自动提供的，必须经过人的作用才能产生。严监生要占有物，就必须与生产的方式发生关系，通过对生产的方式的支配来支配物，使之向他提供人的效用。其次是消费方式。人在占有物时，物的反作用是盲目的，在它身上的人的效用只作为潜能存在，还不是现实的人的效用。要把这种潜能转化为现实的人的效用，就必须实现人的效用向人复归，在人的身上体现出来。这时人才能实现对物的完全占有。只是发挥生产方式的作用，迫使物提供人的效用，而不发挥消费方式的作用，那么在物身上的人的效用始终是外在的。严监生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调控好二者的关系。在他支配生产的方式的同时，把人的作用对象给了物，但是他却没有很好地支配消费方式，致使物身上的人的效用不能复归，并占有着他的欲望，形成了对立的状态。小说第五回对严监生整个生活的失控状态的描写，十分真实地反映出这种人与物互相占有的矛盾。
严监生是一个乡绅，没有直接介入生产，他通过支配他的生产资料与仆人、佃户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支配生产的方式的过程，这也是他要占有物的欲望的发泄过程。他以生产的方式来占有物，可谓是惨淡经营。即使是心口疼痛，还硬撑着“每晚算账，直算到三更鼓”。病倒在床上时，还“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发了管庄的仆人下乡去，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这是一种发财的强烈欲望，推动着他以一种不间断的方式来占有物。严监生在理家过程中倾尽了他的精力，表现出占有物的无限欲望，在消费方式中也是为了达到发财的目的。“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他妻子“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但却舍不得用补药。连他本人 “渐渐饮食不进，骨瘦如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严监生把人对物的占有看作是迫使物提供人的效用，并不包括对人的效用的消费。所以在他眼里，银子比生命还重要。既然严监生认为人对物的占有就是物身上人的效用的增长，那么，不仅生产可以作为积累银子以发财的手段，消费也可以作为节省银子以发财的手段。只要不中止发财，他就达到了目的。其他文学作品表现人对物的贪婪更多是注意人迫使物提供人的效用，《儒林外史》 却独具慧眼，从人放弃物对人的效用的消费中揭示出人的一种变态的贪婪。严监生弥留之际的那段文字，历来为读者叹为观止，正是由于在这里蕴含着作家对人的异化世界的独到发现。
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 “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 “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的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
不从那两茎灯草中挑掉一茎，严监生死不瞑目。在人生的最后关口，仍然锱铢必较对微末之物的关切居然压倒了对亲人戚友的思念，而成为性格中凌驾一切的主心轴，这种失去了常态的有乖常情常理的人物性格自然充满了喜剧的意味，让人感到怪诞与可笑。同时它又有着非同一般的思想深度，为人们进行深入的历史反思提供了形象的材料。这个在自给自足经济条件下生活的乡绅带有历史强加给他的沉重阴影。自给自足经济是一种封闭的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不是为了别人，而只是为了自己。生产的方式是固定的，消费方式也是固定的，这就使人与物处于一个固定量的关系中。生产的扩大意味着消费的缩小，而消费的扩大也意味着生产的缩小，没有二者同时扩大的余地。严监生为了实现发财的目的，只能作单一选择。这种选择形成的心理必然是僵化的、腐朽的、畸形的，容纳不下任何未来的希望，也不能吸收他生活圈子外的社会营养，最终只能是这种心理的典型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