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语言词典︱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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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

徐复岭教授的大著《〈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语言词典》(以下简称《词典》)即将出版，要我在书前说几句话。他从事此项工作，我是知道的，并鼓励他尽快完成。他知我早年从事方言词语调查研究，写过几篇由方言词语训释近代汉语中某些疑难词语的文章，近二十多年又主要从事词典的编纂研究工作，所以希望我给他的书写序言。由于当时复岭友正和我们一起从事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大词典》的工作，我自当应命为文。谁知真写起来却很不顺手，因为毕竟不操旧业已经多年；但也不能打退堂鼓，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写下去，实在卑之无甚高论。 (一)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的振兴，必须要在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只有弘扬传承民族的优秀文化，才能树立我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为民族复兴增加正能量。复岭友的工作也正是在为弘扬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为振兴中华尽力。他所研究的三部书，特别是《金瓶梅词话》，都是我们文化遗产中很有价值的著作。文学本身是语言的艺术，要正确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首先就要准确地读懂它们，而第一道槛就是语言关。例如《金瓶梅词话》中的“包髻儿”，旧有辞书均认为“包髻儿”属于“巾帕”或“包巾”一类织物，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复岭友在《词典》中正确指出，“包髻儿”并不是“巾”类物品，而是一种发髻形式：在髻上或鬓间缀以花钿钗簪、花枝红绳等饰物。该词本作“宝髻”，它原本属于年轻妇女所专有的发式，明代自武宗以后男风盛行，不少年青男性特别是娈童、男妓这类特定人群也多喜梳这种发式。《金瓶梅词话》中“包髻儿”的细节描写恰恰反映了明朝中后期的“流行时尚”和畸形社会形态，体现了小说的高度艺术性和社会认识价值。由此看来，词语训释事关宏旨，属于基础性研究工作，有人把它视作“壮夫不为”的“区区小道”显然是不对的。 　研究《金瓶梅词话》语言的论文、为它编的专书词典都已经不少，但即使如此，仍存在词语理解上的不少疑难问题，或对有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有关《醒世姻缘传》和《聊斋俚曲集》的专书语言词典，至今尚未见出版。显然，研究这三本书，寻求对书中语言的确解，还有许多基础性工作要做，而这也正是我们探寻汉语语言宝藏、继承中华优秀文化遗产宏大工程的一部分。目前，《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工程已经启动。《汉语大词典》的编纂与修订、增订是跨世纪的巨大文化工程，早在其酝酿编写之初，吕叔湘先生就号召语言研究工作者“群策群力，‘共襄盛举’”，他说：“每一位研究工作者都能够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或是一个时期，或是一类作品，或是某一本书，或是某一类词语，进行词义的分析以及来龙去脉的考索。如果能够多出现一些像《诗词曲语辞汇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元曲俗语方言例释》这样的著作，十种，二十种，五十种，一百种，《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也就会有更多的依据和参考。”(《汉语研究者的当前任务》，《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又见《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可是吕先生所说的这项工作既费力费时，也没有什么“名利”可言，更何况不是谁都可以干好这项工作，必得有深厚的学养、广博的专业知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严谨的治学态度才能胜任。复岭友响应吕先生的号召，甘心长年坐冷板凳干这件事，历经二十余个寒暑而矢志不移，终于编写出了《金瓶梅词话》等三部书的语言词典，这部《词典》不仅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在，而且由于它重点收释《汉语大词典》未收录的或有待完善的条目或义项，故可为《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和增订提供参考和依据。复岭友这种埋头实干的精神可嘉，知难而上的勇气可赞。 (二) 　复岭友《词典》的贡献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它把以《金瓶梅词话》为代表的三部书的语言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 《词典》收词13200多条，不仅有足够的容量，特别是对三部书中貌似能“见词明义”不必多作解释，而现代人确又不易理解或不易作出正确解释的日常口语词语，如“坊子”(旅店义)、“狗腿”(指衙役)、“故事”(捉弄；耍弄)、“百忙”(突然；匆忙)之类，《词典》尽量收释；对三本书中使用的方言土语、熟语、委婉语、隐语以及明清时期常见或特有而现在已不常用甚至不用的特殊词语，《词典》也多有收释。这便为人们较顺畅地阅读《金瓶梅词话》等三书提供了必要的工具，进而帮助读者扫清阅读中的语言文字障碍。 　2. 复岭友经过长期认真研究，查检大量文献资料以及参考齐鲁大地活的语言，弄清楚了过去一直存疑的某些语词的含义，纠正了前辈学者们对某些词语的误释，补充解释了某些词语的意义或用法，使释义更加完备和到位，从而符合或更接近原书的含义。如当时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扁”这个词，意思是钱物藏掖在腰带或腰包里。要弄懂“扁”的这个意思，就需要知道这个词的来龙去脉。旧时裤子裤腰较高，扎束裤子可以不用腰带，而把裤腰叠紧后往下卷两圈扎紧，可以将贵重的物品放在裤腰卷层中，也就是“扁”在裤腰里去，由此引申出将钱物这样收藏也叫“扁”。又如《金瓶梅词话》中的“装胖学蠢”，是形容得了便宜还卖乖、自鸣得意的样子，前人始终未明白此熟语的构成道理，以致把它的含义错误地理解为“装憨卖傻”“自我吹嘘”等。《词典》证之以今山东话中常说的“越说你胖你越喘”，考证出“蠢”实为“喘”音变后的另一种写法，“装胖学蠢”便是由“越说你胖你越喘(蠢)”发展变化而来。弄清了这个道理，自然也就明白了该熟语的真实含义乃是“形容得了便宜卖乖、自鸣得意的样子”。 　3. 《词典》采用了向纵深和横向扩展的研究手段，为更好地研究明清白话小说戏曲词语探索了新路。 　纵深扩展就是研究词语从古到今的发展变化，以便全面准确地把握它的含义和用法。《词典》编著者将三书中的词语同现代汉语的相关词语的释义和用法对照比较，特别是从今天山东活的语言中寻找它们的发展演变的踪迹。语言是随社会发展的，经过几百年岁月的锤炼，词语一般会有意义的扩大、缩小或转移等变化，词语的用法和色彩以及写法也会打上不同时代的印记。如表示“家庭、家园”义的“家业”，在几百年前的书中是一个平常的词，但今人就会感到不好理解。《词典》编著者从词语的演变发展中找出它的轨迹，还原了古今词义演变的路径，也使今天的“家业”一词更显现出它的历史内涵。又如“狗腿”本为当时对衙役的贬称，发展到今天就引申成“替主子奔走作帮凶的人”。古今比较可以帮助历史性的语词词典如《汉语大词典》等，对历史上的含义注释更加准确和完备(《汉语大词典》对此词只注释了今义)，也让今人明白现代汉语中的“狗腿”或“狗腿子”的含义所来有自，不会犯以今义释古义的错误。 　横向的扩展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某些至今还不完全明白的词语，更准确地注释好古代的原含义。复岭友将《金瓶梅词话》和《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三书词语合并研究并编成词典，就突破了先前不少研究者仅就《金瓶梅词话》一书进行研究的局限，扩展了语料范围和视野空间。这三本书在写作时间上具有连续性(明朝中期至清朝前期)，所用的语言都有浓浓的山东方言味和早期官话系统北方方言的特色，三本著作就是三座北方话的语料宝库。因此，有不少仅凭一本书不好弄清楚的词语，借助三书比对终于找到了它确切的含义，特别是对一词多形(一个词多种不同写法，即异形词)的认定和释义，借助三书词语比对更具有别的手段不可替代的优势。由于《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成书时间相连，所用基础方言相同，故词语重出率较高，这便为从三书中搜寻相同词语(词形可有不同)加以对照进而推求词义提供了便利条件和客观基础。例如三书中均有“红票”一词，根据所有用例可归纳出该词的意义是：官府出具的准许拘人、放行或收缴粮款等的凭证。有的词典只据《金瓶梅词话》中用例释为“官府验尸后准许火化的凭证”，释义过窄，缺乏概括性。又如《金瓶梅词话》中有“嫌腥”一语，有关《金瓶梅词话》的旧有辞书释义均误。若仅凭《金瓶梅词话》中用例，该词确实难解，但如参照《醒世姻缘传》中的“腥”“腥气”等词的用例，“嫌腥”的意思也便不难破解了，原来是指“怕某人难缠，不易对付”。 　我们有理由期望《词典》作者和学术界朋友，可以更好地利用横向扩展的办法，扩大观察视野，拓宽研究领域，进而取得更大的成果和创新性的收获。比如将不同时代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北方话系统的白话文献特别是文学名著，放在一起来比对研究，如从元杂剧开始，将《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红楼梦》《歧路灯》《儿女英雄传》以及《金》《醒》《聊》等放进来，相互参照比较，可能会开创一个新的研究局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三) 　《词典》能有超越前贤的成就，除了编著者多年锲而不舍的钻研，勤奋地耕耘之外，我想在研究工作中继承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与时俱进地不断创造新的研究方法和采用新的研究手段是很重要的原因。 　根据我的体会，编著者在研究方法上有几个方面可以供我们研究借鉴。 　1. 近代汉语已经走过一千余年的历程。即使不算唐诗宋词、变文话本，从元曲后的数百年间，白话小说、戏曲等渐次占据了通俗文学的重要阵地，其中的口语常谈和方言土语，在当时可能是土得掉渣的用语，但到了今天不少却是十分难以理解与训释的词语了。因为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我们今天对这些词产生了很大的隔膜，而这些词往往又没有专书研究，很少有训释的资料可作借鉴。因此，它们就成了疑难词语。从前张相、徐嘉瑞、朱居易等先生训释这类词语时，往往将相似句子进行排比，从中归纳词义，选择确解。金兆梓对其师张相采用这种方法研究诗、词、曲中语词的情况有过具体生动的描绘：“其释一辞，下一解，必罗列唐宋金元之诗词剧曲到数十百种，撷取其每一辞之例证，由十余至五十余则，综贯之得一义，取其义施之各例而一一通其解，始敢假定其训诂并明其辞义之流变。少不安，辄弃去，重取其例证而一一反复吟哦之，体会之，揣摩之，印证之，然后更假定一新义——如是者往往至再至三，乃至四五。”(《诗词曲语辞汇释·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工作的艰辛和张相等前辈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通过这种排比归纳的方法，解释了许多疑难的词语。复岭友在《词典》中也充分利用了这种方法的长处和优点，但他也注意到这种方法的不足，也就是这种训释只是以能否讲“通”作为标准。事实上，“通”可能对，也可能不对。训诂中两说或数说皆可通的情况很多，但只能说其中一种是对的，其他的是不对的，不符合古人原意的。仅凭“通”来决定训释得对与不对，并不完全可靠。因为这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采用推论的方法得出的释义，毕竟缺少语言实证用例的检验。所以《词典》中考释的词义，往往不凭一种方法就盖棺定论，通常还要辅以其他手段，特别是以现实中活的方言进行验证。这也就是复岭友坚持并强调以活方言用语来对照研究的道理所在。 　2. 结合活的语言，特别是现代方言，对古代白话著作中的常用词语进行考释，这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因为汉民族共同语中的某些词，可能在标准语中已经消失，但却可能保存在各地的方言中，成为语言中的活化石。半个多世纪前，本人曾对河北省当时的151个县的方言词进行普查(见《河北方言词汇编》，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其中不少元杂剧中的词以及其他一些如今视为古语的词，还活生生地存在于方言区群众的口中，并用以解释了一些原来不明白的词语，也同时纠正了一些前辈们释词上的失误(见拙文《现代汉语方言词语的研究与近代汉语词语的考释》，《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比如“骗马”，现在普通话中已不用，但在元杂剧中却是很普通的口语词。现今河北方言中跨过去或跨上去就叫“骗”，正是元杂剧中用法的留存，确证“骗马”即跨上马，并非“哄着马，使其不知而骑上去”之意。又如这部《词典》中收的“驹驴”一词，《金瓶梅词话》研究者多认为就是“驴驹”，即“小驴”，实际有误。《词典》发现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多省方言都有这个词，但指的是“山羊”而不是“小驴”。我从调查过的河北方言中，可确证《词典》将它解释为“山羊”是有充分根据的。用方言词语考释古词语，早年胡竹安先生就着手进行了。我当年到上海去他家，还就这方面的问题向胡先生请教过。 　3. 集中比对异形词，寻找原词原义。词语在流行中，由于时代的变迁，方言的影响，用字的改变，可能一个词出现不同的写法，不仅词形繁杂，还进而模糊了它的确切含义。有名的《辞通》，就收集了历史上出现的大量异形词，不过要把一词数形的异形词研究清楚，真还需要下一番大功夫。各种不同写法可能各有道理，但原形一般只有一个，先要从众多词形中确定它的原形，然后打破字形的影响，克服据形傅会误释词义的弊端，方能进一步弄清该词的确切含义。 　针对近代汉语中很多词的形体尚未固定、异形词纷繁的特点，《词典》将同组异形词适当放在一起以便集中观察和释义。这种编写词条和释义方法，既能使读者对同组异形词一目了然，有利于把握其意义的内在统一性，又可节约文字，缩减篇幅。如表示“把身体的一部分放在另一物体上”这一意义的动词“搭扶”，《金瓶梅词话》中作“搭伏”，《聊斋俚曲集》中作“搭扶/塌伏/搨扶”，《词典》集中在“搭扶”条下释义、举例，其余条目只指出“见〖搭扶〗”。又如“紧自”一组副词，《金瓶梅词话》和《醒世姻缘传》中写作“紧自/紧仔/紧则/紧着”和“紧”，《聊斋俚曲集》中写作“急仔/急自/极子”，词形达八种之多。《词典》分别放在“紧自”和“急仔”条下集中释义，并在“急仔”条下注明“参看〖紧自〗”。 　上述方法是《词典》编著者解决异形词释义问题既科学又有力的举措。考察的书多了，例证就多了，相应地它们出现的语境也就丰富了，这对研究选定异形词词形，挖掘词义是很有用的手段。 　上面说了不少话，不一定恰当，不妥之处尚请专家读者指正。我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徐复岭教授这种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精神和潜心钻研、多闻阙疑的治学态度，着实让人感佩。复岭友把自己的书房叫“补拙斋”，言“拙”是自谦，但他正是以“勤能补拙”的古训激励自己，孜孜矻矻、勤奋治学，才有此成就，有此精进。勤奋和认真也是我对他干工作、做学问最深切的认识。 　我祝贺《〈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语言词典》出版！ 李行健 　2017年1月6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