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写作目的

关于《九歌》的写作目的，一般有三种观点。一、民间祭祀娱神。王逸《楚辞章句》强调屈原之作《九歌》，乃因其“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所以有学者引申为由于民间祭祀娱神。如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从《九歌》的神配成一对一对来看，这只有民间的风俗才有可能，在国家典礼中是不敢这样做的。”二、国家祭典所用。戴震《屈原赋注》谓《九歌》皆：“屈子就当时祀典赋之，非祠神所歌也。”孙作云《<九歌>非民歌说》发挥闻一多“楚郊祀歌”之说，认为《九歌》为楚国国家祀典的乐章(《语言与文学》，中华书局1937年版)。陈子展《<楚辞·九歌>之全面观察及其篇义分析》也认为：“《九歌》是屈原奉楚怀王之命而写的‘王室’祭典所用的巫歌”(1979年第四期《中华文史论丛》)。一些学者又将国家祀典、承王命作与秦、楚大战、助却秦军联系起来，认为《九歌》之作是为了报秦却敌，如何焯《义门读书记》、马其昶《屈赋微》以及今人游国恩、孙作云、孙常叙、周文康均持此说。有的学者认为《九歌》只部分篇章有报秦之心，如于省吾《泽螺居楚辞新证》（上）认为《东君》、《国殇》有报秦之心(1979年第三期《社会科学战线》)；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也认为“《国殇》是楚国为了准备战争，鼓励将士出征、勇敢作战，或欢迎将士们回来的歌。”三、讽谕寄托。王逸《楚辞章句》又说，“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于是又有“忠君爱国”（朱熹）、“自明心迹”（林云铭）、“抒发忧愁”（谭介甫）诸说(详见《<九歌>之比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