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派”与“乐观派”的争论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在世界生态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历史背景下，人们为了寻找经济社会发展的出路，所形成的 “悲观派” 与 “乐观派” 两种不同观点的一场大讨论。
“悲观派” 观点以 “罗马俱乐部” 的观点为代表。1968年4月，来自世界10个国家，包括意大利、瑞士、日本、西德、美国等在内的30位专家(有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家和企业家等)，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举行会议。针对当时世界范围内已经日益明显的生态经济矛盾，在意大利的著名工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奥雷利奥·佩西博士的主持下，讨论了人类当前和未来的困境问题，并成立了著名的 “罗马俱乐部”。这是世界范围内讨论生态环境危机问题的首次重要的国际性讨论会。1972年，“罗马俱乐部” 公开发表了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 《增长的极限》。这个报告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米都斯领导下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报告发表以来，已被译成35种文字，发行数千万册，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为是一部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对当代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人口、粮食、工业化、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污染等五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报告认为世界人口、工业生产、农业生产、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都在按照一定的指数增长，因而从人与环境方程的双方来看，形势将趋于恶化。如果在这些方面，任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地球上增长的极限将在今后的100年出现，从而导致全球性危机，包括非再生资源衰竭，可耕地面积减少，生产衰落 （人均食品和人均工业品大幅度下降），毁灭性环境污染以及人口死亡率急剧增长。对于如何摆脱这种危机，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报告提出了一个均衡发展的论点，认为 “全新的态度是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增长”。基本论据是 “人类与自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是社会进步的后果”。“我们不能祈望单靠技术的办法使我们摆脱这种恶性循环”，而只有停止地球上的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才能维护全球性的均衡。“罗马俱乐部” 的这本著作的出版，引起了世界性的争论。
反对者集中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是 “乐观派” 的观点。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的赫尔曼·卡恩和朱利安·西蒙等。卡恩是美国著名的赫德森研究所的所长，其代表著作是 《世界经济的发展——令人兴奋的1978—2000年》 和 《即将到来的繁荣》。在这两本著作中，他反对 “罗马俱乐部” 提出的悲观论点，满怀信心地谈到美国和全世界所面临的 “无限繁荣机会”。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他提出了一个“大过渡” 的理论，认为过去的200年和今后的200年，这400年是人类社会的大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人类社会将要迅速地发展。虽然有许多困难，但人类必然会摆脱这种困境，所有的国家都将进入超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从而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充满活力。对于当前，他认为我们正处在这个“伟大转变” 时期的中期，“世界经济特别是增长速度较慢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将有全面良好的发展”。另一位代表人物西蒙的观点则集中表现在他1981年出版的 《最后的资源》 一书中。他针锋相对地不同意悲观论的观点。首先批评了 “罗马俱乐部” 研究问题所使用的方法，认为用技术分析的方法预测未来，往往远离实际进程，必须用历史外推法才能最切合实际。他系统地阐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资源、生态和人口等问题的看法。他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认为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人类资源是没有尽头的。生态环境也将会日益好转，恶化只不过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暂时现象。粮食在未来将不成为问题，而人口将会自然地达到平衡。
“悲观派” 和 “乐观派” 的争论很激烈，也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两种观点各执己见，也都有其片面和不足之处。在经过了10余年的争论后，也通过交流互相取长补短，从而使观点有了某种程度的接近。如 “罗马俱乐部” 在后来提出的研究报告中，就放弃了 “增长极限” 的提法，而提出并强调“有限的增长”。两种观点长期激烈争论的历史贡献，是引起人们对当代日趋严重的生态经济问题的认识，动员人们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为随之展开的全世界共同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实际行动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