彊村丛书序

❶近代曹元忠撰。见于《彊村丛书》(有1922年归安朱氏第三次校补印本、1962年扬州古旧书店用朱氏原版重印本、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夏敬观批点本等)及《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此序着重以《彊村丛书》为例，论述词籍校勘问题。作者称赞朱孝臧所辑《彊村丛书》之规模说：“盛矣哉！自汲古以来，至于近时朋旧，若四印斋、灵鹣阁、石莲山房、双照楼诸刻，皆未足方也。”但“彊村是刻之所以独绝者”，在作者看来，又不仅仅是因为其规模空前，而另有其更深刻的原因在，那便是：“盖尝取今世传国策、管、晏、荀、列诸子书录，而知其校印各词犹有刘向家法，为不可及焉”。这就是说，编者朱孝臧在校雠方面谨守刘向家法，刻意求精，这才“独绝”于时。作者通过对刘向的某些校雠实例的辨析，得出了“虽据善本，犹待参订”的结论。他认为，彊村所校正是如此。同时，他还指出，彊村所校甚至还有为刘向所不及者：“顾彊村所尤致意者，则在声律。故于宫商旁谱之属，莫不悉心校定，或非向子所及。”对此，作者在序中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论证，并由此及彼，引申出一点推想：宋梁之后，诸多乐府诗已“索解无从”，“使当时有如彊村者出而校勘，岂非《宋史·乐志》导引《六州》、《十二时》、《降仙台》之流，纵音节不传，不可歌，宁至不可读哉？”这主要是称许朱氏，但从中却亦可推见六朝乐府“声辞杂糅”的情形。作者强调：“唐五代宋金元词之仅存者，欲延坠绪于一线，殆非精校传刻不可。”他认为：“我彊村惟有鉴于此，故梦窗锓版者三，而草窗亦至于再。其馀诸家，亦复广搜珍秘，博访通雅，必使毫发无憾而后已。”这样，朱氏于刘向，就不仅是“校雠守其家法”，而且“用心与向相同”。作者表白说，唯其如此，他才“详言之，以告当世读《彊村丛书》者”。
❷近代沈修撰，见于《彊村丛书》（版本同前）及《唐宋词集序跋汇编》等。作者在序中简要地勾勒出词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并为清词之复兴而欣幸：“词兴于唐，成于南唐，大昌于两宋，否于元，剥于明，至我清又成地天之泰、地雷之复焉。圣人瑰意琦行，为者诚多，论者亦不鲜，相率名以诗馀。”他深契王梦湘氏对“诗馀”一名的解释，认为所谓“诗馀”不是“五七言之馀”，而是“三百篇之馀”。其意乃在以词遥接《诗经》，尊大其体。这固然是本宋人之说，但其后托出的论据，却并非摭拾自宋人。作者指出：“宋既昌行词，过阎闬而听谣俗，说山川而道政事，未尝不取代风雅之正变。不宁唯是，虽宗庙朝廷、著作丕柄，未尝不狃于大晟钟吕，则更之以代颂。君臣上下，不闻病其为亵焉。然则体曾非亵，道曾非小，果得风教雅正颂容之妙，虽谓代兴三百，曾何不可。”作者又进而广征前代辞赋诗文，力陈辨别雅郑之道。他认为，观诸词史，宋、清二朝最为可取。序中比况道：“词至于宋，若治道进为成周，日中斯昃，月盈斯阙，非元明列贤之过，抑又天运然耳。其中兴乎我清，又若王道之凌迟于七雄八代，及唐而昭陵茂治，几隆成康。”基于这一认识，作者归纳说：“故称词则望宋如归，其他必也我清乎？”作者还认为，诗之“六义”，亦适用于词。序中指出：“曰风雅颂，尽乎文章形制焉；曰赋比兴，尽乎文章情法焉。斯诚百家腾跃，咸入圣环也。元曲曾然，宁唯词？”作者强调：“词运及今世，固犹在贞观中叶，名流辈兴，分肖有宋一体。”而这不仅是作者的看法，“彊村先生则尤褒然称首”。序文后半篇较多地剖析了彊村的“心素”及其与选词之学的关系，所述多局外人难以知晓之珍闻。序末复赞叹有加：“若夫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怀其旧俗，则文章作者胥然，更奚择乎诗骚。得斯谊，成词集而行之，先生功则盛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