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挫折徘徊阶段1958—1979年

1958年，渔区实行“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体制，劳动分配实行生活供给制和固定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生产上追求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搞“大兵团作战”，渔船逐年失修损坏，加上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渔需物资供应紧缺，海洋捕捞生产出现了极其困难的局面。1961年全自治区海捕渔船3 030艘，比1957年减少6.5%（主要深海大船）；捕捞产量21 309吨，比1957年减产43%。
1962—1965年，渔区贯彻中央的调整方针，对渔业政策进行了调整，主要措施有：恢复生产责任制，渔船生产实行包产量、包产值、包成本、超产奖励的责任制；调整水产品的购销政策，减少收购比例，增大留成；设立渔业专项贷款，扶持渔业生产；改善渔需物资供应，扩大渔用柴油指标。有效地调动了渔民生产的积极性。加上渔船动力化起步，捕捞能力提高，海洋捕捞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自治区海捕渔船3 621艘，比1961年增加19.5%；其中机动渔船42艘、4 065马力，比1961年的17艘、1 085马力，分别增加了1.5倍和2.7倍；海洋捕捞产量达到37 760吨，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
但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海洋捕捞生产又遭受更大的冲击，渔业生产责任制再次受到否定，极大地挫伤了渔民生产积极性，导致1966、1967年连续两年海洋捕捞产量下降到3.5万多吨，不及1957年的水平。
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机动渔船增加，合成纤维等新型渔具推广应用，机船拖网作业和灯光围网作业普及，海洋捕捞能力显著提高，海洋捕捞生产发展比较快，1977年全自治区拥有机动渔船1 149艘，总功率达到10.42万马力，海洋捕捞产量达13.81万吨，比1965年增长2.65倍，创历史最高水平。但是由于受“左”的路线影响，折腾也很大：
❶取消了行之有效的生产责任制，强求深中浅海作业、海上和后勤、渔业和农业的统一分配，盲目推行大寨式评工记分，搞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挫伤渔民生产积极性；
❷盲目发展大机船，特别是采用质量差的木材，建造的452艘大机船，大部分船刚投产就需要维修，投产1年就要中修，投产3年就要进行大修，一般寿命只有4—5年。大部分渔船亏损严重，无能力归还国家贷款，给海洋渔业造成严重的损失，使国家2 800多万元渔贷无法回收，沉淀至今；
❸生产上盲目追求高产量、高指标，大量增船添网，如1971——1976年的6年时间平均每年增船149艘1.32万马力，使捕捞能力超过资源的再生能力，近海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海捕产量虽一时上去了，但1/4以上是低值的小杂鱼和幼鱼，多数变成了肥料，渔民增产不增收，还造成资源枯竭，给生产留下了隐患，导致70年代后期大减产。如1978年比1977年减产41%,1979年又比1978年减产18%。在海水养殖方面，由于“重捕轻养”思想的影响，导致养殖面积徘徊，产量下降，从1958—1978年整整停滞了20年，养殖面积由1.24万亩增到1.67万亩，只增加0.43万亩，而产量却由880吨降至258吨，减少7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