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中国成立前农村文化状况

吉林省的农村文化活动，随着各族人民的生衍繁息而发生、发展，历史悠久，轨迹漫长。
(1)清朝时期。随着山东、河北、河南等大批流民的“下关东”，将中原文化带入了吉林。节届元宵，时逢新岁，秧歌遍及城乡。《柳边纪略》记载：“上元夜，好事者辄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妇女，又三、四人扮参军，各持尺许两圆木，而一持伞灯卖膏药者前导，戛击相对舞，傍以锣鼓和之，舞毕乃歌，歌毕更舞，达旦乃已”。发祥于长白山的满族、久居科尔沁草原的蒙古族，以及18世纪末期生活于图们江畔的朝鲜族，其萨满祭祀歌舞、欢快吉祥的安代舞、象帽飘逸的农乐舞等也相当兴盛。清王朝对农村文化向置而不问，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改良思潮的冲击下，宣布“仿行宪政”，才将开办宣讲所、筹办图书馆、博物馆等项列入“学部分年筹备事宜”之中。吉林省按此旨意，于1906—1911年，先后在吉林、长春、西安（今辽源）、大赉（今大安市大赉镇）、珲春、延吉、农安等地设立宣讲所，宣讲《圣谕广训》、《圣谕象解》等以“忠君”、“尊孔”、“孝悌”为主要思想内容的书籍，辅以讲解各种时报等。与此同时，吉林、长春、西安（今辽源）、海龙等地创办了图书馆，主要庋藏“四书五经”，供官员、“士子”阅读。
(2)民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开始把社会教育“视为今日之紧务”，加之许多仁人志士的积极倡导，以“启迪民智，改良社会”为宗旨的农村文化活动，较之清代有所发展。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通俗教育章程》、《社会教育各项规程》，吉林省除省设立通俗教育机构外，县及县以下也恢复和增设了宣讲所、讲演所、民众教育馆等。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全省有这类机构21所。通俗教育机构在开展阅读、讲演活动的同时，还编辑通俗小说，改良戏曲，附设民众学校等。
(3) 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一些县城将民国期间设立的通俗教育机构改为民众教育馆，并以此推行其“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等侵略政策，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为此，在这些场所中，禁绝一切进步书刊和有中华民族意识的文化活动，同时从日本输入大量鼓吹“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日满一德一心”思想的书刊、宣传品。尽管日伪当局采取“官制文化”的高压措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广大农村仍然以隐蔽、分散、灵活的方式继续传播。满族的剪纸、讲故事，汉族的“蹦蹦”（今称二人转），蒙古族的说书，朝鲜族的民间歌舞等，是压不垮，挤不掉的。特别是在抗日游击区，《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一路军军歌》、《起来，东北的男儿》、《抗日战歌》、《劳工五更》等一批激昂高亢的抗战歌曲，《王二小放牛》、《战斗的密林》、《复仇》、《血海之歌》等一批为群众喜爱的戏剧作品，《东边道反日画报》等一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动员群众奋起抗日的画刊，“踢跶舞”等一批充满革命朝气的舞蹈和“儿童俱乐部”等一批文化活动组织，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抗战文化。
1945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广大解放区，东北民主联军、土改工作队和从延安来的一批文艺工作者，配合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广泛开展书报阅览、时事宣传、文艺演出、歌咏等各项文化艺术活动。《白毛女》、《放下你的鞭子》、《兄妹开荒》、《土地还家》、《光荣灯》等一批戏剧、秧歌剧演遍了村村落落，《黄河大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五月的鲜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一批歌曲、民歌唱遍了吉林大地的四面八方，群众性的文艺创作十分活跃，《军爱民，民拥军》、《“九·一八”大活报》、《姑嫂劳军》、《一朵红花》、《为谁打天下》、《二流子转变》、《全家光荣》等，在城镇乡村演出后，充分发挥了文艺作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战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