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條對
【題 解】
中庸條對作者李元培(一七四五—一八〇二)，字汝達，號龜巖、雙梅堂，本貫公州，生於十一代祖宣傳官李謙歸鄉世居之北關咸鏡道鏡城，處士李矩就之子，松巖李載亨門生李揚世之孫。通曉經書，一七九八年(正祖二十二年)因學行薦舉進宫答正祖九經六十二條疑義之問並得到褒賞，授北關分教官，在居所訓導儒士。純祖一年授義禁府都事，後又補授尚衣院别提、莊陵令等職，不就。追贈提學。經義條對是對正祖提出的經書疑問的答辯，收録於龜巖集卷四。本書即經義條對的中庸部分，包括六個條目，内容涉及修道之教與自明誠之教、省察涵養工夫、中庸和中和分内外之説、費隱説、追王、尊德性和道問學等問題。(徐坰遥)
御製條問曰：中庸首章天命之性，以性之本體言也；修道之教，以教者之事言也。二十一章自誠明之性，以聖人之性之言也；自明誠之教，以學者之由教言也。天、人、教、學之分不啻較如，故朱子語録曰：‘修道之教一句，今人要合後面自明誠之教，非也。’是則當時人亦有兩解，而朱子已辨之矣。然以大全考之，其答吕伯恭書曰：‘修道之〔謂〕教，疑只與自明〔誠謂〕之教，〔皆〕同（皆）言由教而入者耳。〔所謂〕以失其性，故修而求復。’‘下文〔遂言〕戒慎恐懼及致中和，乃修道之始終也。’[1]朱子以‘疑’之一字答吕問，蓋有意焉。故後來諸儒皆遵語録，而獨王陽明偏主大全。兩説同出於朱子，則學者當何適從？
臣元培謹按：修道之教，與自明誠之教之不可合而為一，已見於輯注與語類。而只以大全答吕書之不為明辨剖析，遂致後來之聚訟。而詳玩首章與二十一章兩個‘教’字，恐終以輯注與語類所記為定論也。
御製條問曰：先言戒懼，次言慎獨，而涵養省察之分屬工夫，定論有之。省察之前，必先涵養，然後根本田地方有下手受工之處，而無紛糾昏昧之病。此程子所謂‘涵養為格致之本’，朱子所謂‘古人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故大學只從格物做起’者也。乃饒雙峯以下諸儒，有初學之士自動處始工之説。以至我東名儒，亦將大學章句中‘因其發而遂明之’一句，作為學者最初下手之方。夫動静工夫，初無間斷，而終須以静為本，故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則何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哉？涵養工夫在於未發之前，則‘雖不見聞，亦不敢忽’云者，果得如戒懼通動静之説，東儒有言之者。此為入道最切要處，欲知諸生之取舍。
臣元培謹按：饒雙峯與東儒之‘自動處始功’之説，恐皆為大學章句中‘因其發而遂明之’一句誤了。大學章句之云云者，蓋欲使人因其良心之發見於‘氣拘、物蔽’之中而明之也。朱子嘗以此譬一把火之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微暗了，吹得這火著，便是明其明德。此正形容得‘因其發而遂明之’之義也。若先涵養而後省察，其所指而言者，與大學章句‘因其發而遂明之’者迥然不同。臣請祖朱子説，亦以火譬之。如一炭火之在爐中，謹其掩藏將護，以為將來傳薪之本。若炭火之不謹，必致薪火之無本，此涵養工夫之不可不先者也。
御製條問曰：饒魯中庸、中和分内外之説，我東先儒亦有辨之者。而若求中庸於大本達道之外，則真所謂頭上安頭，不成事理。致中和，踐中庸，分得内外工夫，全失子思、朱子之旨，此所以不採於輯釋之中。而或云内外交養，互相滋益，饒説有見得實解之美，此説亦有所據而然歟？
臣元培竊以為：欲推中庸之所自來，則中和固為其根本。既謂之本，則無怪乎指中和以為内；既以中和為内，則亦無怪乎指中庸以為外。此饒説之所以分内外也。然若截然以中和與中庸分内外看，則是德行便屬於外，而天下之定理為不管於内矣。或説内外交養，互相滋益，蓋本於中和與中庸有體用之説，而恐未為十分妥當。
御製條問曰：此云‘君子之道費而隱’，而章句釋之曰：‘費，用之廣；隱，體之微。’則費與隱皆屬道而不屬氣矣。故儒家相傳之旨訣，有以費為所當然，隱為所以然者；有以費為率性之道，隱為天命之性者，皆以形而上言也。讀者不之深省，以費為器，以隱為道，殊不知二之則非是之義。蓋由於朱子語録中‘鳶飛魚躍，費也。有個什麽物事使得他如此，隱也’之訓而然矣。答范伯崇書又以聖人所不知為隱，與章句有異，是記録之誤耶？初年之見耶？此不可不辨。而周舜弼問以形而上下分屬道之費隱，朱子答曰‘只是如此’者，果何歟？
臣元培謹按：此段朱子以聖人所不知為隱，與形而上下分屬道之費隱為是者，果與章句自相矛盾。臣請以朱子之言質朱子之言。蓋朱子之説費隱處甚多，其答吕燾問曰‘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處’，以此觀之，則其不分於形而上下明矣；答金去僞問曰：‘及其至也’之至，‘非“極至”之至，蓋道無（所）不包，〔若盡論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之）。[2]’又曰‘聖人不能知’，即‘不緊要底事’。以此觀之，其不以聖人所不知為隱明矣。朱子嘗曰：‘某為人遲鈍，旋見得旋改。’其答范、周兩説，亦安知非旋改中一段耶？
御製條問曰：此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章句曰：‘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通考曰：‘訓末為老者，蓋以下文即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見得武王末受命而不暇，及周公乃成其志也。’以此言之，追王在成王之世周公攝政時矣。然以金縢考之，其為武王册祝之辭曰：‘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則此三王者，即大王、王季、文王，而追王已在武王之世。且考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稱大王、王季，則此非周公之所得與矣。三説者同出於經，而若是矛盾，何也？
臣元培謹按：追王一事，三説果不同，而以先儒説考之，蓋謂王號之稱，已於武王之世，而王禮之成，乃在於周公之時矣。臣恐此説為得義理之正。蓋武王既誅紂，受命，身即王位，而稱父祖以曰公曰伯，恐未安。故金縢與武成呼之以王。而至周公制作之日，始乃定典禮，辨等威，為百王不易之法也。如是看得，則金縢、武成之文，與章句通考之説，自可會通而為一矣。
御製條問曰：‘尊德性’、‘道問學’一節，讀者每惑於知行之分，而以章句之屬於存心與致知。又疑其漏卻力行，遂以力行歸之存心。胡炳文辨之得矣。若以力行屬於致知，則亦矯過之失矣。然紛若聚訟，尚未一定。當如何曉得，可息諸説？
臣元培竊以為：知行之分屬於‘尊德性、道問學’已是未穩，而力行之或屬於存心，或屬於致知，則尤未見其妥帖。夫存心與致知者，均是欲盡夫道體之大小也。兩句之中，不可偏屬力行。然章句以敦篤乎其所已能為存心之屬，以處事之無過不及為致知之屬，則即此是力行之事，故臣以為力行通屬乎二者之中也。何事於分屬知行，亦何患乎漏卻力行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