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講義發問
丙戌春。
朱子於孟子序説載史記列傳，云‘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注中又言王趙二氏‘及孔叢子等書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然則此二説終無可以時世決定之端邪？
孟子道既通，游齊梁，初開口便説義利之辨，不知義利之辨於當世之故有何關係，而首言之如此耶？義利之辨其關係如此其大，則孔子之歷聘列國，何故不一言及此，而至孟子始發之邪？
孟子對齊宣王，特舉‘易牛’一事，以為‘是心足以王’。此其意固無可疑。惟‘百姓之以王為愛’，此不過無知小民妄度上心之言，本不足有無，而必引起其説反復之不已，有何義意邪？
‘為巨室’章上下兩節，‘工師’之譬發明何意？‘玉人’之譬發明何意？小注饒陳二説微有不同，其得失如何？‘教玉人彫琢玉’，解之者亦有數説，如何為説乃得本旨？
孟子答齊宣王‘交鄰國’之問，則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至於滕文公‘事齊’、‘事楚’之問，則乃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何也？願聞其説。
‘不動心’章言‘持其志，無暴其氣’，志與氣相配之體與其用工節度，可得詳聞歟？心，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此章所言心與志，當如何看？既言‘無暴其氣’，又言‘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兩句指意同歟，異歟？
既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又言‘是集義所生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由前，則義有資乎氣，而非養氣無以行義；由後，則氣有資乎義，而非集義無以生氣，有若互為先後而無端始者，何耶？學者若欲用工，其初下手在甚處耶？
‘詖、淫、邪、遯’四者之辭，其受病之所以不同，與其連累相因之勢，可明白言之耶？初學若欲用工於知言，當作如何節度耶？
孟子言‘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王霸之説蓋始於此，而遂為古今學者心法正邪之辨。帝王為政，固應有王霸之殊，學者治心，有何王與霸之可論，而必以此目之邪？温公疑孟之篇以王霸之不當分為一大義諦，其所執又如何？願聞其説。
‘陳賈’章言：‘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此不言周公未嘗有過，止言‘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然則周公分上實有可名之過歟？抑周公本未有過，特因陳賈‘聖人且有過’之問而言之，若子貢所言‘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之意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竊以天地生物之理推之，土地闊狹，人民多少，宜常相等，而三代之制，分田之數，參差不齊如此，豈土地之闢愈久愈廣邪？抑人民之蕃後不如前邪？由五十畝而七十畝，由七十畝而百畝，溝洫畎澮之代一變更，無乃勞民動衆之甚邪？夏后氏專用貢法，殷人專用助法，周人則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是不過兼二代而成制，而别立徹之名，取何意邪？既監二代而兼美，則徹當為三法之最長，而龍子以為‘莫善於助’，何耶？三法雖殊，其為惠民之意則宜無異同，而龍子又謂‘莫不善於貢’，以禹之至仁，何故行此不善之政耶？後有王者作焉，欲行均田之政，則於此三法，當從何者為勝乎？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也，諸賢於此，必有所講磨而蓄積於中者，願聞其略。
‘枉尺〔而〕直尋’之論於理有何深害，而孟子嚴斥之如此邪？‘枉尺〔而〕直尋’既是‘以利言’，則‘枉尋直尺’宜不足為利，而今言‘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者，又何謂也？請指斥一事以明之。
孟子論楊墨之害，既斥之以‘無父’、‘無君’，又擬之以‘戎狄’，又目之以‘禽獸’，其論禍害所及，至以為‘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夫楊墨二氏，語其人則是處士也，語其道則是學仁義者也，語其失則在言議辭説之間也，而攻討之如此，無乃已甚乎？先王奉天命、討有罪，象以典刑，常欽欽有寧輕無重之意，今討處士横議之罪，一有過中失當，則無或損傷吾和平之體，而反不足以服其心耶？
‘大人格君心之非’章，章下注程子言‘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此段如何訓解可以使人易曉耶？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一禪一繼，其事懸殊，而乃謂其義之一者，何以言之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帝王之與賢與子，固一視天命；而天之所以或與賢或與子，又何所因歟？天下之理纔有兩端，必有一正一變之分。如以禪與繼言之，何者是正理，何者是變處耶？後世遠夷陋俗流傳中國，而西北諸種蓋多以民立君，世一易位，此其無倫不理，本無足提説，而士大夫無知識，樂變於夷者往往稱誦彼俗，以為暗合於上世傳賢之美意。此以何辭辨之，可以明其不然耶？以下丙戌秋。
‘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伊尹，聖之任’，曰清、曰和、曰任，是皆天性之本然耶，抑氣質之所使邪？若是天性，則性無不同，何故有此三者之相遠？若是氣質，則在所當治，何由同得聖之名而為百世之師邪？且以三聖而比孔子，固有偏與中之分，若只就三聖而論之，孰為近中耶？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夫位高而不能行道，固是可恥，‘位卑而言高’者，宜在所與，而反以為罪，何也？堯置進善之旌、誹謗之木，舜設敢諫之鼓，夏書有‘工執藝事以諫’之文，古之聖人常患言路之不廣，何嘗令位高者進言，而位卑者不敢言耶？魏艮齋以太學小官論國政，陳東、高登之徒又以布衣獻言闕下，朱子於此一例，奬焉而無罪之之辭。是皆必有其説，與孟子之旨不相悖者，願聞諸賢之論。
‘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此性者，先輩有以本然之性當之者，有以氣質之性當之者，當從何説為正邪？以為本然之性，則朱子於大學或問言‘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1]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與此相牴牾矣。以為氣質之性，則朱子每言‘孟子説性善，但説得本原處’，‘卻不曾説得氣質之性’，又何謂邪？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説，最下一説與上中二説，其别固可易辨，而惟上中二説若不甚相遠，當何以分看耶？朱子嘗言，三者雖同説氣質之性，然惟‘無善無不善’之説最無狀。此又何所據而言邪？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又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程子言‘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尹和靖亦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夫天下之物，‘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以人生言之，富貴福澤似乎得其養矣，憂患困苦似乎失其養矣。而今言其良心真性，每長發於失養之日，而消亡於得養之地，是果何理耶？竊嘗驗之，日用相接之人，其安平時稍有善端者，一經逆境便挫折蕭索無可觀，又何故也？此是切問，宜各熟思以對。
‘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以語勢考之，皆先言心而後及性；以工夫言之，上節工夫以知性為本，下節工夫以存心為先。何故有此不同耶？章下程子云‘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心與性果只是一般理耶？如此，則遂唤心做性亦無害邪？
‘子莫執中’與堯、舜、禹、湯執中，分别在甚處耶？‘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一’之‘一’與‘精一’之‘一’，其不同又如何？均之為執一，則宜其與楊墨無差等，而猶言其為‘近之’，何邪？漢之胡廣亦以中自名者，而觀其作用，可謂喜用權矣。然後之君子猶未嘗以中許之，而卒同歸於賊道之科，又何邪？
‘養心莫善於寡欲’，此所謂欲，是人心之欲歟，是人欲之欲歟？朱子於集注以‘人〔之〕所不能無’為言，則似乎人心矣；其下引程子‘只有所向便是欲’之言，則又似乎人欲矣，當何所適從邪？
七篇之將終，舉孔子在陳思歸之嘆而反復之，亦有其意歟？孔子思狂狷之言，惡鄉原之言，各是一般説話，而今對舉而並論之，其於開示來學必有深切之意，願聞其説。
論語之書，其文短而其辭氣平易從容；孟子之書，其文長而其辭氣俊偉發越。此二聖人德性不同而然邪？抑上下百餘年之間，其時世之變又有不能不然者耶？後人如欲效法其影響，則當以何者為標準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