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問篇】
御製條問曰：此章集注曰，‘憲之狷介，〔其于〕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既知無道穀之可恥，則不知有道穀之可恥，何也？
臣瀅修對曰：臣謹按泰伯篇，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朱子集注曰‘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其意正與此章相表裏。蓋邦有道而穀者，世治而無可行之道；而邦無道而穀者，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也。然世亂而能守，則苟有廉謹自守之心者，皆可得而能之。如原憲之狷介有守、廉謹安貧，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已講之熟矣。而至於世治而行道，則若非知足以經世，才足以濟物者，不可得而能之。其責任之重，規模之大，又非小廉曲謹、獨善其身者之比。夫子此言正欲推廣其不為之志，以進於有為之地也。以此觀之，則有道無道，穀皆可恥。而原憲之知其一未知其二者，豈不在於此小而彼大，此易而彼難乎？是以宋儒胡雲峯論此曰：‘狷介者自守常有餘，而見於事為常不足。故夫子惟告之以有道穀之可恥也。’斯言可謂得朱子言外之旨矣。
御製條問曰：德與仁同歟異歟？若謂之同，則或曰有德，或曰有仁，言各有指，對待説去，烏在其為同乎？若謂之異，則有德者必有仁，有仁者必有德，德外無仁，仁外無德，烏在其為異乎？
臣瀅修對曰：德與仁雖無同異之别，而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仁者，心德之全也。既謂之行道而有得，則隨其所得淺深，皆可以為德；既謂之心德之全，則萬善具備，一疵不存，然後方可以為仁。雖不可判為二物，而亦不可混而一之。故述而篇據德依仁，亦以仁德相對説去，而朱子謂據德是因事發見，依仁是全體以分其輕重體用，則此章之或曰有德，或曰有仁，對待説去者，亦此意也。況此章所謂有德有言，以内外而分言；有仁有勇，以達德而分言。則德在言先，仁在勇上，各有攸當。而既言有德有言，以見其口給之外飾不如英華之積中；又從其德之在中者而分言仁與勇，以見其血氣之勇又不如全德之仁。尤可見仁與德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而對待説去之中，德外無仁，仁外無德之意，自見於言外矣。
御製條問曰：管仲即一假仁者也。孔子未嘗以仁輕許於人，而至於假仁之管仲，則再言‘如其仁’而深許之者，何也？‘未得為仁人’而‘有仁之功’，果如集注所論，則管仲非仁人也。既非仁人，則雖有仁之功，恐不足許。而不但許之而已，必再言而深許之，何其與‘孰不知禮’之斥太相反耶？
臣瀅修對曰：仁有以德而言者，有以功而言者。以德而言，則非心無私而事當理者不可以當之；以功而言，則苟澤及人而惠推遠者亦可以當之。管仲之糾合諸侯，不假威力，雖是假仁之事，而尊攘之功，惠澤之博，是亦仁者之功效矣。然則以德而言，仁不可輕許於人；而以功而言，仁亦可重許於管仲。故集注既言‘管仲非仁人’一句，以明夫子之深許者，不在於全體之仁；而又言‘有仁之功’一句，以明管仲之仁，全在於利澤之及人。則此章之‘仁’與以上諸章之‘仁’，精粗不同，不啻皎如矣。又按，語類曰：‘自周室之衰，以至於秦世，亂極矣，高祖一朝平定；自六朝以至於隋世，亂極矣，太宗一朝掃治。二君者雖未可謂仁人，謂之無仁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1]’以此觀之，夫子之重許者，正是聖人不以人廢功之意也，恐未必與‘孰不知禮’之訓有所逕庭矣。
御製條問曰：‘上達’當用達字，‘下達’亦言達字，何也？達字自是好個字也，是以中庸所謂‘達道’、‘達德’、‘達天德’者，論語所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所指而言雖各不同，皆從君子邊説。而此外達字之見於經傳者，莫非好題目，則此達字恐不宜用於日趨汙下之小人。而夫子之言如此須無謂，已有朱子及諸儒説而明辨之。
臣瀅修對曰：臣謹按，字書曰：‘達，通也。从幸从走。’蓋達字有窮到極至之意，故凡見於經傳者皆從君子邊説，為其窮究到底，止於至善之地，非如‘仁’與‘義’之必其有定名而不可移也。若夫論語‘在邦必達’之達，孟子‘達不離道’之達，禮記‘推賢而進達’之達，皆有通顯之意，則所指不同。而且以中庸之‘達道’、‘達德’言之，‘道’與‘德’是主也，兩達字是賓也；‘道’與‘德’是實字也，兩達字是虚字也。然則此章‘上達’、‘下達’之達，其精神歸趣亦專在於上、下二字，而義利之分、公私之别足驗於賓主虚實之間矣，奚但達之一字為然？里仁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同一‘喻’也；孟子之‘孳孳為善’、‘孳孳為利’，同一‘孳孳’也，而聖狂之判，不啻天壤。字義之不拘於賓與虚，經傳之體大抵一例也。
御製條問曰：‘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可也。仁者何以言不憂？朱子已於子罕篇知仁勇之訓，以‘理足以勝私’解不憂之義。而私字即公字之對，則不曰‘公足以勝私’，必曰‘理足以勝私’者，何也？且程子所云‘樂天’二字，誠襯切於不憂，而不附之集注者，何也？
臣瀅修對曰：人心有欲則有求，有求則得失憂患形焉。至於仁者之心，廓然大公，素位行焉，此所以仁者之能不憂也。朱子之必曰‘理’不曰‘公’者，臣竊以為公不外理，而公則見於事而在外，理則其於性而在中。故‘顔淵問仁’章夫子不曰‘克己復公’，必曰‘克己復禮’者，正以克去己私，復盡天理，益親切於為仁也。至於程子所云‘樂天’二字，誠為襯切於不憂，而其所謂樂天者，又不外於‘理足以勝私’一句，則朱子之不附集注，豈以此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