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亮喆問：不曰‘集注’，而曰‘章句’，何也？○德秀曰：集傳、集注、章句，通是注解之稱，而詩書稱‘集傳’，論孟稱‘集注’。傳、注俱是訓釋之名，而文體不同。詩書是古經，論孟是子書，故隨其本文，訓義各異。謂之‘集’者，蓋謂集諸儒之傳與注，不欲自處以釋經，而推讓於先儒也。至於庸學，則分章析句是先生之所自定者，非如他經之一從舊本、無所改正者，則於此特以‘章句’稱之，以明分析章句為一篇界分。且其不曰‘注’而曰‘章句’者，亦出於自謙之意耳。孟子七篇篇目下言‘章句’，而此則非注解之稱也。
德秀曰：胡雲峯云‘大學不言性，故序言性；中庸不言心，故序言心’，此言似失序文立言之本意。大學雖無性字，‘明德’所具之理，非性而何？中庸雖無心字，所謂‘未發、已發’，非心而何？大學首言‘明德’，故序文推上一級，以‘天降生民’言之；中庸首言‘天命’，故序文遞下一級，以‘聖神継天’言之。此則補本文不言之意，而亦可謂之互相發明也。○憙曰：胡説不必苛摘。蓋性雖不外於明德，心雖不外於性，而但大學必曰‘明德’而不曰‘性’，則所主而言者，心也；中庸必曰‘性’而不曰‘心’，則所主而言者，性。而學序之‘仁義禮智’，性也，非心也；庸序之‘人心、道心’，心也，非性。則其所謂‘不言性，故言性；不言心，故言心’者，恐無不可矣。
憙曰：序文當分六節看。自‘大學之書’至‘教人之法也’為第一節，自‘蓋自天降生民’至‘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為第二節，自‘及周之衰’至‘以發其意’為第三節，自‘及孟子没’至‘壞亂極矣’為第四節，自‘天運循環’至‘與有聞焉’為第五節，自‘顧其為書’以下為第六節。蓋第一節言‘大學之書’，‘教人之法’，以‘書、法’二字為一篇題目，而其下五節莫不於這二字上提綴照映。第二節言法，第三節言書，第四節言書法之俱廢，第五節言書法之復明，第六節言采輯補闕，化成修治，復合書法兩者，而收煞一篇之義矣。○木曰：愚意則自‘蓋自’至‘全之也’為一節，自‘一有’至‘及也’為一節，自‘天運’至篇末為一節，而其他分節則高論然矣。
憙問：‘仁義禮智、聰明睿智’，兩智字，一為性之名，一為質之稱，其所以一字而有二稱者，何也？且仁義禮三字則但為性之名而已，獨智之一字或為性之名，或為質之稱，不同於仁義禮三字者，何也？○德秀曰：‘聰明睿智’出於繫辭，而本作知字，古者智、知之互言通用，此可見矣。蓋智包四性，知專一心。智者，理之不昧者也；知者，氣之不昧者也。氣之不昧實原於理之不昧，則智之一字，屬理屬氣，無所不當，此所以或以理言，或以氣言。而仁義禮三者，揆以義例，既無如智與知之通看者，則烏可搬移於氣質也？○憙曰：自知之理而言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智；自知之明而言之，則為‘聰明睿智’之智。是以知之理則性也，知之明則氣也，而一字二稱，亶在於從理、從氣之别，則不當以智、知之通用為證。而這個‘智、知’字既是通用，則繫辭所謂‘聰明睿知’之知字即是智字。而今不於‘聰明睿智、仁義禮智’兩智字，就其上面指其所以為一字而有二稱者，而只證以智、知之通用，則此反為發明兩智字字同之由，而果可謂發明兩智字義異之故乎？且既曰通用，而又以為‘智者，理之不昧；知者，氣之不昧’云爾，則智之與知，各自不同，而烏在其為通用也？大抵心有知覺，而知覺之理是所謂性，而仁義禮三者則性而已矣，不可曰心有仁義禮，而仁義禮之理是所謂性。則智字義例之不同於仁義禮三字者，此也。
德秀曰：氣質二字，其説甚長。近來心善惡所見之不同，全由於此。以心謂有善無惡者，則以氣質歸之百體上；以心為有善有惡者，則以氣質言（言）[1]於心體上。二説之不同，不啻燕越，要非立談所可即卞。而大抵氣質二字，有同陰陽無定位，無成名，非如形質之一定而不可易者，則心上、百體皆可通看。以‘方寸氣質’對‘百體氣質’，則雖有師卒之分，而自是一氣，故不能不與之干涉，内外相須，互為資用。彼以氣質善惡直言於百體上者，固無可言，而若謂氣質善惡專由於心，百體氣質非所可論云爾，則恐不免矯枉過直之弊耳。○憙曰：‘方寸氣質、百體氣質’雖是一氣，而查滓、精英之别，迥然不同。故‘方寸氣質’則有虚靈，有知覺，能為主宰於百體之内；‘百體氣質’則無情意，無造作，不能用事於方寸之間。以其能為主宰之故，‘方寸氣質’有關於百體；以其不能用事之故，‘百體氣質’無干於方寸，豈可以不分查滓、精英之别而混稱氣質之稟乎？且查滓者既是‘百體氣質’也，精英者既是‘方寸氣質’，而‘方寸氣質’不可唤作‘百體氣質’，‘百體氣質’不可便道‘方寸氣質’，方寸自方寸，百體自百體，又豈可謂無定位，無成名乎？蓋不主心善惡之説則已矣，既主心善惡之説，而又以方寸、百體混稱氣質之稟，則是不免為二副氣質之歸。而既為二副氣質，則本然之性兼氣質言者，亦將為二副氣質之性矣，烏可乎哉？竊覸盛意，欲救矯枉過直之弊，而反有半上落下之病，幸更商之。○養浩曰：心上氣質兼百體上氣質看者，愚意亦然。心與百體若不相干，則心箴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將如何區處耶？
憙問：氣質之稟，不當以百體上氣質看，而當以心體上氣質看，則其下所謂‘聰明睿智’亦當以心看。而但睿智二字固可謂心之睿智也，至於聰明二字，聰是耳之聰，明是目之明，則恐不可曰心之聰明。此處當如何下語，可見聰明之為心耶？○德秀曰：睿智既屬於心，則聰明亦當屬於心。若心無聰明，則耳目聰明從何以出耶？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則視明聽聰專是心之思也。然則以聰明言於心，有何所妨耶？○憙曰：‘正心’章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蓋目以視之，耳以聽之，而其所以不見、不聞者，心不在之故也。以此見之，則聰明之屬心明矣。
憙曰：君師二字之義，以書所謂‘作之君，作之師’見之，則似當曰‘君即師，師即君’。而此序則分明以君與師分而言之，觀於下文所謂‘伏羲、神農、黄帝、堯、舜’，‘司徒之職、典樂之官’可知矣。伏羲、神農、黄帝、堯、舜屬之君，司徒之職、典樂之官屬之師，以明‘君、師’二字之義。而其所謂‘治而教之’者，亦恐是治屬君、教屬師矣。○養浩曰：君與師之分，言出於後世，蓋緣後世君不能盡師道，故人於朋友之中推其先覺者為師。而上古則不然，君即師矣，師即君矣。此序方言上古君師之道，則當以書所謂‘作之君，作之師’之意看之。而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既是君師，則命契司徒以敷五教，命夔典樂以教胄子者，乃是在上者之事，而恐不可以司徒、典樂别占師位，與三皇二帝對待説去矣。
亮喆問：司徒、典樂乃是堯舜時掌教之官，而不言羲、農、黄帝時掌教之官，何也？抑自羲、農、黄帝時已有司徒、典樂之職，故上言‘伏羲、神農、黄帝、堯、舜’，而下言‘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以見這個掌教之官實是五帝之所共設也耶？○德秀曰：以文勢見之，司徒、典樂承上伏羲、神農，以下一句不應只言堯舜之設官，而不言羲農之時也。以義理言之，五品之教，天理民彝之不可一日無者，豈以首出之聖神，反無設教之法耶？其必有所設無疑矣。但唐虞以上，官制無可考證，不敢强為之説也。
德秀曰：此云‘八歲入小學’，而今行小學書‘十歲出就外傅’，與此不同，何也？今古傳記所言不同，或謂十歲入小學，或謂十三入小學。而但大戴保傅篇云‘八歲出就外舍’，朱子編入於儀禮通解中，此當為正法。且序文之作在小學書成之後，則此序所云當為先生正論矣。抑又人之資稟有鈍敏，成就有早晩，八歲入學雖是正法，觀其資稟成就之如何，而不必以八歲為限耶。
亮喆問：天子之子與庶人之子皆入大學，則無名位等級之别耶？○德秀曰：大學之道，皆所以教修己治人之道。苟能盡修己治人之道，則雖庶人，必將加之以君師之位。其責任之重如此，名位等級，非所可論。以故凡以道義相交者，不拘貴賤。栗牛之友龜峯，亦是此意耳。○憙曰：承師問道，雖無貴賤之殊，而天子、庶人自有尊卑之分，則入學之際，恐不可謂全然無名位等級之别。考之儀禮保傅篇‘齒學’之節，考傅之禮並行而不相悖。蓋入學之後，庶人之子則固可以恒處於斯、肄業於斯矣，天子之子則才齒讓而旋退習以考於傅，此其勢不得不爾者。而以此推之，則名位等級之亦不得不異者，可以見得矣。
德秀問：‘躬行’屬行，‘心得’屬知，先言行，後言知者，何也？豈以承上設教之意而言，故特以著見於行事者先言之歟？○憙曰：‘躬行、心得’不必分屬知行。心得二字，以所謂‘行道而有得於心’者推之，則當屬之行。而經文‘能得’之得亦自是行一邊，則尤豈可以‘心得’屬知乎？蓋序文此段專言上行之意，故只從行一邊説去。而非知不能行，言行知在其中，則雖從行一邊説去，而知亦包在於不言之中矣。
木問：‘規模、節目’雖有統言、分言之别，而不可於節目外别討所謂規模者。則其以規模為外，節目為内者，何也？○養浩曰：雖不可於節目外别討所謂規模，而節目自是規模中事，則以規模為外，節目為内者，此乃自然之語勢。而尤翁所謂‘凡物大者在外，小者在内’者，語約而理明，可詳之也。
憙曰：‘采（以）〔而〕輯之’，或以為采輯大學之書，如采淇澳、烈文詩於傳十章之中，輯之於傳三章之末；采‘本末’章及‘此謂知之至也’於經一章之下，輯之於傳六章之上；采傳十章文王詩以下於‘生財有大道’之上，輯之於南山、康誥之間者是也。或以為采輯程子之説，如‘親作新’、‘身作心’及以‘知本’為衍文者是也。蓋大學一書雖經程子改正，而猶以淇澳、烈文之詩編之於傳十章之中，‘本末’章及‘此謂知之至也’編之於經一章之下，傳十章文王詩以下編之於‘生財有大道’之上，此其所謂‘顧其為書猶頗放失’者。而朱子乃以淇澳、烈文詩編之於傳三章之末，‘本末’章及‘此謂知之至也’編之於傳六章之上，傳十章文王詩以下編之於南山、康誥之間，此正所謂‘采而輯之’者。而夫采者，辨别采擇之謂也；輯者，以類裒集之謂也。知某節之當在某節之下，而不當在某節之上；某章之當在某章之下，而不當在某章之上，正其次序，釐其錯誤，離者合而亂者整，此豈非辨别采擇以類裒集者乎？然則采輯二字之為采輯大學之書者，不啻明白。而若所謂采輯程子之説者，考之文勢，參之事理，皆有不然者。其曰‘顧其為書猶頗放失’者，上以承‘次其簡編’之義，下以起‘采而輯之’之意，其意正以為程子雖次簡編而猶或放失，故余乃采輯云爾，則上下語勢全指改正一事。而若以為采輯程子之説，則不但硬突而無來歷，亦甚含糊而不分明，此乃文勢之不然者也。且夫因程子之所定而别為序次者，其事大；取程子之注説而載諸章句者，其事小。朱夫子方作弁卷之文以敍一部之事，而豈有語小遺大之理乎？此乃事理之不然者也。
憙曰：‘補其闕略’之義，記聞録卞之詳矣，而愚昧之見不能無疑者有三。傳五章‘知之至也’，章句曰：‘此句之上必有闕文。’本有而殘缺者，是謂闕文。而序文所謂‘闕略’，即是章句所謂‘闕文’之意，則恐不可謂本無是説而未免闕略者謂之闕略。此一疑也。‘誠意’章之不曰‘誠意在致知’者，正以格致之合為一事，而已釋盡於上章記聞録‘傳七章’條詳言之。也；‘正心’章之不曰‘正心在誠意’者，正以誠意之為自修之首，而固當表出而言之也。此乃作傳者之不得不爾者，則恐不可以此直謂之闕略。而‘誠’、‘正’兩章章下注所以發明誠意之在致知、正心之在誠意之意者，只是推説傳文之義，以見功序相仍之妙。至於‘正心’章章句所謂敬字，亦所以推明正心之工，而實不是虧欠不備之謂，則恐不可以此三者歸之於‘補其闕略’。此二疑也。格致之義至程子而始明，而補亡之説實本於程子之意，故補亡章曰‘取程子之意’。至於立言補闕，乃是朱子自家之意，程子雖明格致之義，而但不識傳文之有闕，則立言補闕豈非朱子之義乎？故序文曰‘竊附己意’。彼此語意各有攸主，則恐不可謂補亡章明言‘竊取程子之意’，則不可以‘附己意’之説當之。此三疑也。除是，或問‘補亡章’條曰‘傳復闕焉’，又曰‘補傳文之缺’，以此見之，則闕略之為闕傳審矣。而況其‘補闕略’之補字，即是‘補亡、補傳’之補字，則‘補闕略’之為補闕傳亦明矣。
亮喆曰：不曰‘化民成俗之道’，而必曰‘化民成俗之意’者，似是朱子自謙之辭也。若以為吾之采輯補闕有補於國家化成之道，則語意殊涉於自大，故必須變‘道’言‘意’，然後其意方可為國家有意於化成，而吾之所以采輯補闕者未必無補於此云矣。此豈非自謙[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