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民间音乐、歌舞

随着共和国建立的礼炮声，民间音乐歌舞活动，在全省得到了更加深入广泛的开展。在解放前多为婚嫁娶演奏的吹鼓乐，于50年代拓宽了服务领域，每举办庙会或庆典活动，有时由一个鼓乐班吹吹打打，有时则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班对棚演出，形成鼓乐竞赛，唢呐声、笙管声和打击乐合鸣，深受群众的喜爱。在农村过去较少见到的器乐合奏、器乐独奏、歌舞表演，随着农民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逐渐发展。1953年，在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演出会上，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四弦琴演奏家苏玛和安广县（今大安市的安广镇）的民间洞箫演奏家常子盈演奏的《赶路》、《登月宫》等曲目，分别获得优秀表演奖和三等奖。《顶水舞》等6个舞蹈节目，《民歌联曲》等两个器乐演奏，《姑娘的心上只有一个》等两首民歌，在全国民间歌舞会演中获得好评。1955年4月，吉林省文化局、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文联等单位，向全省联合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征集歌曲的通知。同年7月，出版了《1955年吉林省应征歌曲选集》，并选出13首优秀歌曲供全省各地演唱，促进了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全省歌咏活动的开展。1957年在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掀起红色歌曲的巨浪》的文章号召下，更把歌咏活动推向高潮。此间，长春、吉林、延边、通化、四平、白城等地相继举行了歌咏比赛大会，使全省音乐活动出现了新的飞跃。
进入60年代，广大农村除继续坚持开展音乐活动外，特别注意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发掘、整理、改编民族民间传统歌舞节目，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的民间舞蹈各呈纷采。在春节以及其他节日里，汉族的秧歌活动非常活跃，各社队组织的秧歌队，有地秧歌、高跷、耍狮子、舞龙灯、跑旱船，十分红火。在蒙古族举办的那达慕大会上，到处是载歌载舞，欢声一片。人们把过去带有迷信色彩的安代舞，经过整理，加工，拿到会上演出。“举起金杯把酒斟满/赛那，赛那/为着咱们吉祥幸福/大家干一杯”的祝酒歌曲更是此起彼伏。朝鲜族向以“能歌善舞”著称，时逢喜庆便翩翩起舞。1964年以和龙县业余文艺队为基础组成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业余艺术团赴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艺术观摩演出会，他们演出的朝鲜族舞蹈节目，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文化大革命”中，正常的音乐、歌舞活动遭到破坏，所举办的多为“歌颂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歌曲演唱会”、“批林批孔专题音乐会”、“万人学唱革命样板戏大会”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农村的音乐歌舞活动又逐渐步入正常轨道。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全省各地坚持专业与业余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促进民间音乐歌舞活动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和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1980年起，长春市举办了历时6天的“春城音乐会”、四平地区举办了“英雄城音乐会”、白城地区各县（市）每年都举办一次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会，包括乾安县的“乾安之春”、白城市的“绿野新路”、洮安县的“洮河之春”、扶余县的“新城音乐会”、通榆县的“鹤乡音乐会”、长岭县的“国庆音乐会”等。这些音乐会参加人员非常广泛；既演唱已传唱的歌曲，也演唱自创歌曲。通过音乐会推动了农村各地的文艺事业发展，增强了人民群众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此间，群众性舞蹈活动也十分活跃。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群众艺术馆适应群众性舞蹈活动的需要，创编了《道拉基》、《诺得尔江边》、《嗡嘿呀》、《明月山川歌》等4套集体舞，在全州各地推广。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艺在由接受型向自娱性转变的过程中，各乡镇也出现了一批歌厅、舞厅，辛勤劳作一天的农民群众可以到这里跳交际舞、唱卡拉OK，休息娱乐。这意味着农村文化生活将突破过去的传统，向更新更高的境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