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供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化肥供应实行先供应国营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适当照顾贫苦缺肥的单干户的方针，各地供销社在供应中采取了货款、赊销、现销、现换等形式，部分专区供销社把供应化肥与收购农副产品结合起来，实行了购销结合合同的方法。1952—1953年两年供销社供应化肥6.5万吨。1954年，互助合作运动普遍开展，为了促进农业合作化，化肥实行计划供应，停止门市自由出售，省供销社确定了以经济作物和主要粮食作物为主(棉、麻、烟、小麦、稻谷)，适当照顾有使用习惯地区的计划分配原则。化肥供应除保证国营农场需要外，优先供应农业合作社、互助组，适当照顾烈、军属和个体农民。对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社、互助组以及军、烈属，实行购销结合合同的办法。对个体农民，按季节需要逐级分到基层社或乡，由村中社员代表民主评议，供销社按照评议意见发给购销证，个体农民凭证分期购肥和交售农副产品。是年，供销社供应化肥6.7万吨。1956年2月，省人委规定，化肥分配除首先满足国家确定的棉花预购用肥外，还要照顾其他经济作物和高产作物区，并决定增加苹果、肥猪、鲜蛋、红枣、苇席5个品种为化肥计划分配品种。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化肥供应逐级分期、分批分配到生产队，只供集体，不供个体。1961年，国务院决定收购农副产品实行奖售为主，一般用肥为辅。1962年省人委确定奖售化肥的品种计有棉花、食用植物油 (包括花生、芝麻、菜籽、胡麻籽、红麻籽)、大麻、青麻、烤烟、蚕茧、肥猪、栗子、红枣、优质大米、出口蔬菜、中药材 (14个品种)等共26个品种。1963年又增加了粮食换购和收购稻草奖售化肥，中药材奖售品种由14个增加到18个。各级供销社根据国家收购农副产品奖售和换购办法，与生产队签订购销结合合同，在供肥方式上，采取发证（票），按生产队交售农副产品的数量兑现奖售换购化肥，对合同以外零售、分散的农副产品奖售化肥，凭生产队开信供应，或凭收购单据供应。1963年供应化肥16.1万吨，其中用于奖售和粮食换购化肥12.3万吨，占国家统一分配化肥总量的71.2%。1964—1966年，奖售品种逐步减少，奖售用肥占统一分配量的51%。1966年，供销社供应化肥34.1万吨。1966年后，省供销社按奖售为主，照顾一般用肥的原则分配。1969年，国有分配化肥下达一个综合指标，化肥分项由省确定。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决定： 分配化肥由按奖售为主改为按作物面积结合历史供肥水平平衡分配。1973年，省革委决定化肥分配仍以奖售、换购为主，适当照顾粮、棉产区及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用肥。根据国家计委 《关于实行农副产品统一奖售办法的通知》，棉花奖售化肥实行预拨供应，春季按播种计划每亩❶预拨化肥20千克 （不提供商品棉的不预拨），秋后收购时按每交50千克皮棉奖售化肥35千克结算兑现。1976年对棉花收购实行包干奖售办法，规定完成订购任务后，多交一千克皮棉多奖一千克化肥。1978年，国务院决定提高奖售化肥标准后，河北省确定每50千克皮棉奖售化肥50千克，每超交一千克皮棉再多奖一千克化肥； 粮食超过一定5年基数部分，每50千克由奖售化肥1.5千克提高到15千克； 收购一千克鲜蛋补助一千克化肥。1980年，增加了收购生猪奖售和扶持粮食基地、城市蔬菜生产等专项化肥。是年，实行奖售和换购的品种有25个，加上各种专项用肥，共47项分配指标。用肥项目增加，奖售标准提高，使化肥需要量超过资源量。是年，拖欠农民奖售化肥20多万吨。为了解决奖售化肥不能兑现的问题，1981—1986年，先后调整了粮、棉、油、猪4个品种的奖售化肥标准，压缩专项用肥，取消了生猪收购奖售和棉花、油料的超购超奖用肥。1982年，农业生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挂钩化肥实行以户为单位发给票证，由供销社供应。1987年，省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交售粮、棉、油与化肥挂钩的分配政策，结合河北省的具体情况，决定在国务院规定的每交售百千克粮食给挂钩化肥6千克的基础上，增加6千克，共12千克； 每100千克油料给挂钩化肥30千克，每100千克皮棉奖售化肥70千克，其他农副产品均取消了奖售。1989—1991年，化肥由供销社专营，市场稳定，供应增加，年均供应化肥47.7万吨。1992年化肥由供销社专营改为以供销社为主渠道的经营体制，市场呈开放之势。1993年国家改变粮棉奖售化肥办法，由下放物资指标改为下放平议差价款，挂钩化肥供应政策取消。化肥市场逐步放开后，一度出现了流通秩序混乱，价格上涨过猛，假冒伪劣产品坑农害农等问题。1994年国务院改革化肥等农资流通体制，省政府根据国务院国发 〔1994〕45号文件规定，明确化肥流通以农资公司为主渠道，县及县以下农业 “三站” 和生产企业销售机构为辅助渠道，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得经营化肥。同时明确，县及县以下农业 “三站”直接面向农户开展技术推广、有偿技术服务所需化肥，可由县农资公司按批发价供应，也可以从生产企业直接采购，但不得转手倒卖。生产企业自销实行数量控制并只能销售给有化肥经营权的单位和生产企业。流通环节实行中央调拨化肥由四级批发一级零售 (即中央、省、地、县批发，基层供销社零售)，改为两级批发一级零售，即中央级 （中农公司）、省级批发，县农资公司零售，基层供销社代销。省级调拨的化肥由三级批发一级零售 (省、地、县批发，基层供销社零售)改为一级批发一级零售，即省级批发，县农资公司零售，基层供销社代销。继续保留地 （市）农资公司的农资经营权，开展计划外化肥购销业务 (表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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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供应

供销社供应的化学农药，有杀虫剂、杀菌剂、杀鼠剂、除草剂和植物生产调节剂等五类。供应品种不断更新换代，由原低含量高残留农药向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农民缺乏使用化学农药的技术和习惯，供应数量和品种很少，主要有六六六、滴滴涕等有机氯杀虫剂和硫酸铜、赛力散等杀菌剂几个品种。1949—1953年平均每年供应1 381吨。1954年后，各级供销社配合农业部门坚持 “技术指导在先、商品供应在后”，采取 “先试验、后推广” 等措施，并在部分贫困地区实行预购、换购农副产品和赊销等办法，供应量迅速增加。1957年供应农药2.92万吨。50年代后期开始推广试用有机磷农药1605乳油、1059乳油和敌百虫。1958年全省供应农药38 469吨。进入60年代后，有机氯杀虫剂中六六六等品种规格增多，杀菌剂品种中增加了敌锈纳等，并在水稻种植中试用水田除草剂，除治病虫害逐步由棉花、小麦扩大到高粱、玉米、蔬菜及其它作物。1961—1963年受自然灾害和1967—1969年受 “文化大革命” 影响，农药供应量下降。1970—1974年，供应量迅速回升，年均8.75万吨。1975年全省病虫害较重，各级供销社多方组织进货，供应农药13.76万吨。由于一些品种 (如滴滴涕、六六六等)长期单一使用，害虫产生抗药性，防治效果下降。各级供销社在积极引进新品种的同时，开展交替轮换用药、科学用药。70年代，新农药品种不断增多，敌敌畏、甲胺磷、久效磷等有机磷杀虫剂，西维因等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稻瘟净等杀菌剂和旱田除草剂开始试用推广。80年代初引进了呋喃丹、溴氰菊脂、氯氰菊脂等农药品种，成为替代有机氯品种的农药。1983年国家决定停止生产六六六、滴滴涕等有机氯农药。1985年后，农药市场放开，多渠道经营，供销社的供应数量逐年下降。1985—1988年全省年平均供应量为2.95万吨。1989年农药由供销社专营。1989—1991年全省平均供应3.04万吨。1992年农药经营体制由供销社专营改为以供销社为主渠道。农药市场逐步放开，出现了多家经营的局面。1992年，全省供销社系统供应农药3.3万吨。1995年供应4.79万吨。1996年供应2.1万吨 (表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