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左” 的肆虐和曲折发展1957—1978年

1957—1961年是甘肃农村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非常时期。在“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的肆虐下，由于甘肃农村经济底子薄， 生产条件差， 农民生活水平低，应变能力弱，比其他省区受害更大，损失更重，延续时期更长。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下降到195.47万吨，低于1949年的粮食总产量。从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减产，灾荒严重，大批农民被迫外流， 一些重灾区农民出现较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党中央及时召开有关会议，纠正了“左”的错误，并于1963—1965年进行国民经济大调整，经过3年调整刚刚走出底谷，又在10年“文革”动乱中备受摧残。由于反复“割资本主义尾巴”和把“一个鸡蛋卖给谁”都作为两条道路斗争而进行批判， 使农民家庭副业萎缩，由1956年占农业总产值的5.8%,1978年下降到2.6%。主要靠平调农民劳动、资金和资产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到1978年固定资产达2.08亿元，但因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大多又实行在厂劳动记工、回队参加分配的办法，故实际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实惠，反而增加了不少的负担。
1962年农村经济恢复以后，全省人口进入了第二个增长高峰，一直持续了13年。为了吃饱肚子，便无休止地毁林毁草开荒，扩大耕地面积，但由于自上而下要求上“纲”过“河”，层层缩小实际面积，搞“帮忙田”，统计数字中耕地面积被人为地缩小，单位面积产量被虚假地提高，这种普遍的虚假作风，不仅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而且掩盖了农业生产、生态的恶性循环。50年代初期短暂繁荣时期潜伏的危机，便日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在第二阶段，第一产业各业产值增长，但比重有上有下，种植业、林业、牧业、副业之间的产值比例由1956年的74.5: 3.5: 16.2: 5.8变为1978年的75.7:4.8:16.9:2.6。在种植业内部，粮食生产发展缓慢且起伏不定，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的生产也徘徊不前。粮食人均占有量下降，全省由粮食净调出省变为净调入省。经济作物中除甜菜有所增长外，油料、棉花、药材按人平均都明显下降。“农业学大寨”和北农会议之后， 农村集中力量进行以扩大灌溉面积和兴修梯田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在国家的支持下， 到1978年， 灌溉面积由1956年41.3万公顷扩大到85.07万公顷，新修水平梯田、砂田62.2万公顷，粮食总产终于突破了500万吨的大关， 但由于抗灾应变能力弱，很不稳定， 上下波动。
在第二阶段，农村第二产业处于萌发期。1958年农村完成了农业合作化， 同时在全省掀起了大办社队工业的热潮。由零散工匠、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合作办厂，一夜之间遍地出现了许多小型工厂，实现了所谓“社队工业化”。1962年以后，在3年调整时期，经过消肿合并，工厂数量有所减少。60年代中期，又在大办“四小工业”(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的“左”的思想指导下，依靠国家投资和平调资金、劳动力，在农村办起了一批工厂。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经过初步清理，全省农村有13 028个乡村工业，固定资产原值20 804万元（包括部分第三产业），从业人员14.26万人，占农村劳动的2.37%。总收入2.52亿元，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9.8%。农村建筑业企业1 118个，从业人员3.8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0.6%，总收入0.48亿元，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1.9%。但当时绝大多数社队企业实行在厂劳动记工，回队参加分配，农民直接得不到什么实惠，反而需负担平调钱粮，只是企业从业人员收入稍高于农业劳动力。
在第二阶段，第三产业大起大落。在指导思想上，都未突破以解决吃饭问题为目的的自然经济的束缚，特别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将民间贸易视为资本主义，使国合商业以外的流通和饮食服务业等受到扼杀。1978年从业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只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