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雜識】[1]
序文:‘雜於方寸’之雜，謂混雜而無區别也。知所以治之，則不‘雜於方寸之間’，而‘危者安，微者著’。上下二‘雜’字，當以一義看也。
人心、道心是心之已發，而執中之功在已發上。故‘動静云為’之下，但言‘無過不及’，而不言‘不偏不倚’。然則‘動静’之静，非為未發，而‘動静云為’猶言動止言行也。從事於精一之功，而人心之危者安，道心之微者著，則其功用之見於動止言行之間者，‘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天命、率性，可見於道心，道心是循其性之心。而其性即天之所命也，故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蓋所以明此書之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也。
章句自‘天以陰陽五行’至‘理亦賦焉’一段，皆所以明‘猶命令’之意者，則其言正在本原上，而不在稟賦上也。或者以‘化生萬物’以上，謂之論本原；以‘氣以成形’以下，謂之論稟賦。而推説之極，乃曰‘氣以成形’而後理方賦於其中。然則人物化生之際，‘於穆不已’之命其將間斷，而陰陽五行之氣獨行於理外，及其成形而後理方賦焉耶？
聖人既有以盡人之性，則又有以盡物之性，故‘修道之教’，章句承上文人物‘各得、各循’而言‘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然人與物之氣稟絶然不同，人之氣稟可使變化，而物之氣稟不可使變化，則章句所謂‘氣稟或異’，是主於人而言也，或問亦主於人而言氣稟之異、品節之由。而至於物，則但以順其欲、制其用、遂其生等事言其處之之道而已。章句之主於人而言，於此又可見矣。
‘慎獨’章句言‘遏人欲’，而不言‘存天理’，何也？曰：慎獨之功正在一念初動，動則人欲易萌，故曰‘遏人欲於將萌’。然‘遏人欲於將萌’，亦‘所以存天理之本然’也。
未發之中，是道之全體，而天下之理無所不該，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道之全體是性之德，而未發之時，則同一地頭，故章句曰：‘大本者，天命之性也。’蓋推本天命之性，以明大本之義也。
經文言‘大本、達道’，以明中和之為體用。而章句又言‘天命、率性’，以明‘大本、達道’之為體用。蓋性者，大本也；道者，達道也。中者，大本之立也；和者，達道之行也。‘大本、達道’，是性道中和之通稱，而言於中和，則有立與行之意也。
未發之中，已發之和，皆在心體上。而心體之靈，如清水；氣稟之累，如查滓也。未發之稀數，由於查滓之多小，而聖人無一點查滓，毋論風浪起息，其清如一矣。衆人隨其查滓多小，所謂未發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而又無戒懼之功，則風浪纔起，水失其清矣。然一時之中，亦中也；一事之和，亦和也。而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以首言中和正面目，故舉全體而言也。雙峯饒氏以為四者‘皆中節’方謂之和。然則如四端中，或仁或義之一端，未可謂和，而必待四端皆發，而後始可謂和耶？
一時之中，一事之和，其體之立不固，其用之行不廣，而惟致中和者，静則中，動則和，由其體而有其用，故章句曰‘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
性是太極也。中如太極之體立於陰，静也；和如太極之用行於陽，動也。而太極説解以‘太極之有動静謂天命之流行’，則性之有中和，亦性之流行也。故程子曰‘中即道也’，蓋以流行於動静上言之，則中亦静一邊之道也。
‘致中’，章句曰‘其守不失’。心之動静無常，何以常守其中而不失耶？蓋戒懼是（時）〔持〕守之功，而無時不戒懼，則其静也必中，其動也必和。雖一日十静，未嘗不中，是謂‘其守不失’也。
夫子既曰吾不為‘索隱行怪’，則可知其‘依乎中庸’而已。夫子既曰吾不能‘半塗而廢’，則可知其‘不見知而不悔’。夫子雖不自居，其誰居之？故章句以夫子之事明之也。
中和、費隱互為經緯。以天命所當然言之，則中和皆屬於費；而其所以然者，隱也。以體立用行言之，則中和皆兼費隱，而體立之中所當然者具焉，用行之中所以然者在焉。
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謂以愛己之心度人之心，而亦愛人也。潛室陳氏以‘以己及人’、‘推己及人’之有仁恕之别，謂‘以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然則章句所謂‘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此‘以’字亦‘以己及人’之以耶？張子説引之於忠恕章句，則是恕之事、仁之方。而‘盡仁’謂盡仁之方，‘盡’是做工夫之謂，而非‘至誠盡性’之盡也。
所引武成文‘一戎衣’三字有深意。蓋言武王之有天下，雖不以揖遜，亦不失顯名也。而不失顯名之所以然，又在‘一戎衣’之‘一’字。若其戎衣之著至再、至三，則雖有天下，是畏其威也，非服其德也，何可謂‘不失天下之顯名’耶？
‘修道以仁’，而仁至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又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蓋以仁為道之本，而孝為行仁之本也。第十五章以‘父母其順’為‘行遠、登高’之證，第十七章以下以大舜、文王、周公之孝言費之大，亦此意也。
非禮無以一其内，非禮無以齊其外，‘齊明盛服’，亦‘非禮不動’之事。而‘非禮不動’，乃‘修身以道’之事也。故曰‘所以修身也’。
三德、九經，皆言‘所以行之者一也’。一，猶言一種道理，蓋指誠也，而未嘗露出‘誠’字。至‘豫則立’，若將露出而猶不露出。至十六節始露出‘誠’字，以起下文‘天道人道’，聖賢立言之自然成章，有如是者也。
‘盡物之性’，以虎狼驅而遠之之意看之，則與‘盡人之性’有不同者。而乃若其性，則未嘗不同，故章句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也’。或曰：性既同，則盡之之不同，何也？曰：程夫子不云乎‘人能推之，物不能推也’。蓋稟得氣偏，無道理使開通，故聖人盡物性之道，隨他所明處明之。而若虎狼則稟氣最惡，故驅而遠之。此章句所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豈惟物哉？人雖同得正通之氣，而亦有清濁之異，如‘下愚不可移’。故其所以處之之道，必令‘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雖堯舜之世，有大人焉，有小人焉者，此也。然則不惟‘盡物之性’不同也，‘盡人之性’亦有不同者，豈可以盡物之不同，遂疑其本然之全體耶？
上文先言‘議禮’，而下文先言‘車同軌’，何也？曰：‘議禮、制度、考文’，是三重之序，而下文言‘天下一統’，故舉其易見之而先言之，‘車同軌’易見於‘書同文’，‘書同文’易見於‘行同倫’也。
‘寬裕温柔’以下四者，亦不外乎生知之質，而語其德則仁義禮智也，故章句曰‘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也。然則下文章句不曰四者之德，而曰‘五者之德’，何也？蓋德之為言得也，生知之質亦得於己者也。分而言之，則‘聰明睿知’自為一德，與其下四者為五者，故曰‘五者之德’。而統而言之，則四者不外乎‘聰明睿知’之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