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劄録
【題 解】
孟子劄録作者林泳(一六四九—一六九六)，字德涵，號滄溪，本貫羅州林一儒之子，李端相、朴世采的門生。一六七一年科舉合格，歷任吏曹正郎、檢祥、副提學、大司憲、全羅道觀察使、大司諫、開城府留守等。精通經史，文章出色，是出自宋浚吉、宋時烈學統的少論派學者，屬於畿湖學派，與同時代的趙聖期一樣在理氣論上不只是擁護栗谷學説，而且折衷了退溪和栗谷間的差異。著述有滄溪集。本書摘取孟子重點和争議之處，並闡明己見。(李明學)
孟子見梁惠王，有三義可講究者。異國之君不能越境，而以禮貌先焉，則往見，古之禮也。孟子處戰國之世，行道救時之心非不切也，然而未嘗隨俗自輕，乃獨守古禮，必待禮貌之先焉，然後往答之，此聖賢出處之正也。推此義也，則後世應舉之當否可知也。先儒云：‘若是第一等人，定不肯赴。’此可為定論。先儒又謂‘雖孔子在今世，亦必赴舉’者，何也？此主於科舉不累人之義而言，其言固有為而言者也。且聖人無可無不可，與賢者斷斷自守者作用或不侔，其或赴舉亦未可知。自大賢以下，當以不赴為正。若明道、朱子，則或是自處之已高，或是少年未及大成而偶一為之耳。此一義也。梁惠王僭稱王，而孟子見之，此與孔子尊周之義若相背馳者。自李泰伯、司馬温公皆著書以譏之，以至我國金乖崖、金悦卿輩亦相與疑之矣。然而斯義也，程朱已詳辨之。其曰：‘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不）〔未〕改。’與夫所謂‘冬裘夏葛，易地則皆然’者，真確論耳。此則聖賢隨時之義也。推此義，則古今天下莫不各有隨時之當務，而今時我國之義亦可知也。春秋尊周、外夷狄，固萬世之通誼，而朱夫子所謂‘區區東南事，已不勝其可憂[1]，何恢復之可圖’者，亦不可不深念也。然則今日之義，惟當以文王治岐為準的，修德行仁，自家及國，大得民心，維新舊命，則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若不務此而坐談大義，則空言而已；若不法此而只求小康，則亦苟而已，皆非聖賢隨時之大用也。此又一義也。此外又一義，則古人雖不言及，而亦可以想像推測矣。孟子道既通，為大儒，當其時，平治天下之責專在孟子身上。想當往見粱惠之時，理無不明，氣無不充，手段之大，心法之嚴，庶幾與堯舜、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吻合無間。而七篇之言罔非其藴，則其積於中者，溥博淵深，光明粹白，既如許矣，故隨機接應之際，發微詣極，沛若決河，闡至理於造次，正人心於毫差。使其言得行，則非但一國之民安，天下之民舉安；非但天下之民舉安，又可以開大平於萬世，豈不偉哉！蓋有是抱負則有是發用，若形隨影，自然之應也。今也，既無此抱負而遽欲進為於當世，則是猶無形而責影，豈可得耶？學者知此義，則必不敢輕自用，而亦可以知所勉矣。開卷便有此數義，凡讀書者皆須如此推究，方有着實受用處也。
惠王問：‘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直對云：‘發政施仁，行先王之道，則君之國無不利矣。’如是為言，亦非不成義理也，但不能先格其好利之心，而遽進之以行先王之道，則其弊必至於内好利而外效先王之道矣，豈大人格君心之至論哉！故孟子即對以‘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則先攻其好利之私心，而開之以仁義之大端也。使惠王言下有感，反身自求，則可知好利之私不可不痛絶，仁義之道不可不盡力，而純王之治可做矣。此孟子格君之義，而乃聖賢相傳之正學也。大舜所謂‘人心道心，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先難後獲’，大學所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大抵皆此理耳。孟子平日所學，直得從上聖賢相傳之正法，豈以時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或曰：‘齊王自言好貨好色，而孟子不攻其非，但引公劉、大王之事開廣其意耳。獨於惠王利國之問攻之，若此者，何也？’曰：‘“好貨、好色”之云，驟而聞之，其為可賤，固若有甚於利國之問矣。然好貨好色，推其本，則乃天理之所宜有，而上智之所不能無者。但就其中分别公私與衆同之不局於私，則是乃仁義也，故孟子之言即此開廣，使勉為公而已。若便攻之，人必以為必待除去是心而後可行王政矣，豈理也哉？若所謂利吾國者，則是以吾對人，必欲自利之意也，以貨色言之，已是不公而局於私者耳。是以孟子直加斬斷，令無所容，其義固已精矣。且惠王之心以利吾國為極盡事業，而惟恐其不能然也；齊王之言以好貨好色為自家深病，而懼此心之不足以行王政也。孟子之對，或抑或導、或嚴或巽，不亦宜乎！此又聖賢應機曲當之妙用也歟！’曰：‘惠王之所謂利吾國者，玩其語意似是比並鄰國而為言耳。蓋欲其國之加利於他國也，非遽有意於取下以利己也。孟子直言交征之害，無乃非其所問之本意耶？’曰：‘只此欲利於他國之心，即是利己之心。既有利己之心，其勢必至於取下以利己。上既取下以利己，下亦取上以利己，孟子直言交征之害，乃所以發明其極致也。’曰：‘征利之弊，只言民散國危亦可矣，必以弑奪為言者，無亦太深耶？’曰：‘征利之害，若就財貨上言，則以民散為言固宜也。今就心術上言，則其懷利相接之弊，必至於不奪不厭，故以弑奪言之耳。’曰：‘賢者初見人君，輒言弑奪之事，氣象無乃不渾厚耶？’曰：‘不然也。夫懷利之弊若不至有弑奪之禍，則不言可也；如使有之，何可不極言之？是亦發明極致之義也。聖人之言發明極致，而未嘗不渾厚。未及乎聖而務為渾厚者，亦鮮能發明其極致。君子之論，當以發明極致為主。’曰：‘孟子言仁義而不言仁義之本，又不言仁義之方，乃直言仁義之效，何也？’曰：‘欲其無好利也，則不得不明言求利之害以遏塞之；欲其以仁義為心也，則不得不直言仁義之效以開誘之，其言固宜然也。王問此而若復問如何是仁義，則孟子必指言人心之本體矣；若問如何為仁義，必詳告擴充之方便矣。惜乎，王之不能復問也！蓋聖賢藴蓄，非不極博也；其為人之意，非不甚切也。然其啓告之際，深淺詳略，隨其所感而為之節，固未有言及之而不自竭者，亦未嘗不止於所當止也。此可以觀聖賢語默之節，而學者亦可以自省也。’夫第四節‘千乘之家’注謂：‘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然以輯注漢志車乘之制考之，方百里者百乃為方千里矣；方千里出車千乘，則方百里當出車百乘也。以此推之，須是十同一封之地截補作方為方，三百一十六里提封九千九百六十井，大約可出車千乘耳。今以方百里為千乘之國，此未可曉。但天子公卿必封以方三百一十六里之地，則天子畿内之地其餘幾何？齊魯大國之封，猶曰‘儉於百里’，則畿内食采寧有過於方百里者，然則其曰‘方百里’則無可疑者，其曰‘千乘之家’者乃可疑耳。意者周衰，列國世卿如晉三家、齊田氏之類，僭侈附益，或至有可出車千乘之地，故當時號為千乘之家。而孟子只據當時事迹而言之耳，初不以天子公卿食采之正制言之也。朱子之注言‘千乘’，則只依本章言‘百里’，則又卻據故實大概汎釋如此歟。齊魯之封，孟子雖云‘儉於百里’，而朱子嘗言必不至於百里，侯國之可出千乘則無疑也。又：三百一十六里提封不及十萬井，蓋凡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井，所不滿者一百四十四井。蓋若增至十七里，則又餘四百八十九井，故大約以十六里言之耳。
第三節小注第六條 朱子説：‘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説到處置合宜處。’此與‘在物為理，處物為義’者，無乃不相合乎？曰：‘程子所謂“在物為理，處物為義”者，此釋理與義之名目，所以有寓物、在心之别也。此注之意，則乃言大注所謂事之宜者，乃指事物當然之理，非指處事已能合宜而言之也。蓋處事合宜，乃行義之義；此云事之宜，乃理義之義也。程子分别在物、在心之意，此則分别其方指理，不是指事之意也，亦無不合者矣。’
第四節 漢志：一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一井八家，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七十五人。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按：古者兵制如此，宜其民有餘力，而兵亦克詰也。
第六節 輔慶源第二説：‘雖求利而未必得，然妨人害物，招尤取禍，故害常隨之。’按：‘未必得’下下一‘然’字，頗失本注‘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之意。若曰‘雖切於求利，然妨人害物，招尤取禍，故利未必得而害常隨之’，則似差勝耳。
蔡覺軒説極有警發人意思處。但‘何必’云者，以朱子答汪尚書中意觀之，‘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今曰‘何必’，則無亦有不嚴之病耶？曰：‘此章極言求利之害，則豈但謂無益而已哉！求之必有害，不求將自至，正亦不必求也。“何必”之云，意更超然，不但如“何可”云者，猶有禁戒之意也。胡致堂論周勃問北軍之非，曰“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語意正亦類此。且利固有害義者，亦有仁義未嘗不利之利矣。若言“何可”，則人知利之害義者不可求而已；今言“何必”，則雖未嘗不利之利，亦不必先有意求之也，其旨微矣。’章下大注朱子説‘推本仁義之所原，指示利心之所生’，皆非此章所言，而乃並以為此章言，何也？’曰：‘既言仁義，則原始要終，其意自備，雖本章之所未言，不害其為所藴。故如是言之，讀者活看而深求其義可也。’曰：‘人有是身，便有自利之心。今以利心為生於物我之相形，何也？若物我不相形，則利心其終無之乎？’曰：‘所謂利心者，乃利己之心也，必與彼相形而後乃有。利己之心，較長量短，争多競少，皆彼己相形而後有是念也，與人心之自發於形氣者亦有間矣。然所謂利己之心，亦非本無苗脈，直待物我相形然後猝然生出也。只此生於形氣之心，乃是專主自家軀殼，而已為私小根柢，故待到物我相形，便為專欲利己之心。此與人心只争淺深，非二途也。’曰：‘利心是人欲之私也，而程子以為“君子未嘗不欲利”，何也？’曰：‘程子之意，非指物我相形，專欲利己之心也，乃是汎言君子之心亦非以利為不好也云爾。蓋君子於物，固欲利之，其於己亦何嘗欲其不利哉？事理固宜然耳！且其下即曰惟仁義“則不求利而自無（所）不利”，尤可見君子之處心行事，又初無求利之意也。若輯注東陽許氏之説，直曰“利物所以利己”，則語似有病。君子之愛人利物，豈將以利己者哉？其下文雖有“但不可假仁義而求利”之語，恐不足以救此失也。人心之仁義得之於天，與生俱生，自然而然，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君子之愛人利物，事皆合宜者，只為己與人物本同一體，苦樂欣厭毫髮不異，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必欲使萬物萬事各得其分而已。如此者，初豈為將欲利己而為之哉？雖至於萬物各得其所，亦尚以博施為病，其心猶歉歉，恐有一夫之不獲耳，何嘗有自幸之心哉！己亦萬物中之一耳，物皆得其所，則己亦自得其所矣！天下事無全利全害，故英雄料事，見六分利則為之；聖賢則更不論利害，只循義做去，然卒亦未嘗不利也。此義亦可發明不求利之一意，然非正釋也。’
第二章 與民同樂，不可就臺池鳥獸上求。蓋平日發政施仁，使民各得其樂者，固已在經始之前矣，是以民亦樂文王之樂，而文王得享其樂也。此與下篇鐘鼓、苑囿、貨色之對略相似，而其實有不同者。蓋彼就鐘鼓、苑囿、貨色上勉其循理，而防其縱欲也；此只言平日愛民而得民心，則上下同樂，而能保此臺池鳥獸之樂耳。小注中雲峯説所引‘後天下之樂而樂’，最得此章本旨。南軒説天理人欲，雲峯説仁與不仁之類，皆是大綱説，似與下篇數處之對只作一例看也。龜山説、南軒後説、新安説，意皆倣此。然知得民之能保此樂，則必勉於循理，而思所以同樂矣；知失民之不能保此樂，則必戒其縱欲，而不為同樂耳，其歸則又未嘗不同也。已上庚午所録。
深思孟子不動心之道，正大學正心地位。‘不動’云者，非全然守静也，雖動而不撓動其本心也。所以能不動者，明無不至而行無不誠故也。大學格致明之事也，即孟子之知言也；大學誠意誠之事也，即孟子之集義也。日常提撕致知誠意之功，乃是理會不動心之要本。然又不可謂知有未至，意有未誠，心無緣能不動而任其自動也，必以不動心為當體用力之準的。程子所謂‘學者未到不動處，且須執持其志’，正此事也。動亦定，静亦定；無將迎，無内外；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雖不能至，請事斯語也。
且不動心可以量言，而孟子以氣為主，何也？凡人量不足而易動者，固由於識不逮，而識之所逮，臨事猶動者，以氣不足也。道義是無限量底事物，吾之氣亦本無限量，道義如此而吾不能如此者，皆以氣有所不足也。苟得其養而真無所不足，則浩然之體盛大流行，心豈有撓動，而量亦在其中矣。此孟子養氣之論所以大有功於此學也。此義亦當體會，不可忘也。已上戊午所録。
當浩氣未生，而方有事於集義也，則獨有義而無氣耶？曰：‘一念之動，一言一行，皆氣發耳，但不可謂浩然之氣。’曰：‘雖一事既合於義，則其所發之氣正矣，不謂之浩然，是又何氣耶？’曰：‘雖正，非全體盛大流行，則不可謂浩然之氣也。至於善養而全體浩然之後，則雖一言一行，莫非全體，皆可謂浩然之氣也。’
人之為學，心與理而已。窮理正心，心與理一，則更無事矣。然又有氣在其中，必須養得氣完，然後心盛而理達矣。若氣未充完，善心雖具，不能極其理之用；惟氣完，則理之所及，氣無不到。仁至義盡，必得此為助而後能之耳。人若學為仁義到義精仁熟，則氣自然生矣。然未至精熟之前，又能體得此意，實為精熟之一助。如人之不能發强剛毅，固是氣不完；如不能寬裕温柔，亦是氣不完。人皆知發强剛毅是氣，而不能知寬裕温柔亦是氣；人知致廣大之資乎氣，而不能知盡精微亦資乎氣。孟子命此氣曰‘浩然’，朱子釋‘浩然’曰‘盛大流行之貌’。盛大則充塞天地，流行則貫徹古今，蓋與道為體者也。
公孫丑下第二章 ‘豈（為）〔謂〕是與’，孟子言我之意，非謂是任職奔走者之常禮也。下文‘吾何歉於彼’，及‘烏得有其一，以慢其二’，乃孟子之意也。景子之言曰‘非此之謂’，‘此’者指孟子之言而言；孟子之言曰‘豈謂是與’，‘是’者指景子之言而言，語意正相同也。但景子再問，只是初發問‘未見敬王’之意，故其曰‘非此之謂’者，語勢能接上下；孟子再答‘吾何歉’之意，又出於初答‘莫如我敬’之外，故其曰‘豈謂是與’者，語勢能接下而不能接上。或者疑之，以為‘豈謂是與’者謂禮之意，非謂是為賓師者之道也。意則通矣，但又與景子‘非此之謂’者語勢不同，只當從前説為解。前説乃集注意也。
第三章 ‘未有處也’，言無可處之義。如宋之餽可處於贐行之義，薛之餽可處於餽兵之義，而若齊餽，則未有可處之義也。‘處’字難的解，大概‘屬’字之義。
第六章 孟子於齊，賓師也。使出弔滕，待之亦不尊矣。孟子受命往返而不辭，何也？豈齊王藉重而遣之，特使王驩輔行，其義有不當辭者歟？‘夫既或治之’，集注謂‘有司治之’，南軒謂‘王驩治之’。謂‘王驩治之’者似直截。
第七章 ‘不以天下儉其親’，語意與‘不以三公易其介’正同，如此則為不以天下為重而儉其親之意耳。注以文中子‘費天下’之語為據，終不明白。
第十章 齊王如知孟子之賢，即可尊行其道，不當但授室養徒而已。如不肯尊行其道，則是未知孟子之賢也，其曰‘欲使國人矜式’者，亦僞而已，不過欲以此籠絡孟子耳。故孟子不復論其事之當否與己之去就之義，直曰己若欲富，當已受卿禄耳，何以此萬鍾耶？此直就齊王心意上剖判，其意精且嚴矣。政使齊王誠願如此，已失尊賢之義，何者？夫不與共天位、理天職，是自不信服也，而獨使國人矜式，果何義耶？彼賢者安有道不合於其君，而安受其禄以養其徒，甘心為國人矜式者乎？程子謂‘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此其義恐有未精。蓋孟子首言時子‘惡知其不可’者，已包此意在‘不可’二字中，程子恐考之未詳也。集注所謂‘義不可復留’者，得之矣。集注又謂‘不可之義有難顯言’者，余意孟子急於齊王心意上剖判，以曉時子之蔽惑，故不暇致詳於不可之意耳，恐非有難言者也。齊王之意出於牢籠，孟子受之，則是欲富也。義不可而留，為欲富也。
第十四章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蓋天未欲平治，故舍孟子使不遇於世。孟子不遇，則天意可知。天意既然，則孟子亦何為不豫哉？蓋世道治亂，天也。聖賢雖汲汲於救世行道，亦未嘗不隨遇而樂天也。蓋乃斷置之言，若必待‘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庶幾其一行而後方無不豫，則若到天意可知，‘吾已矣’之時，終必不豫矣，豈所謂樂天者哉？
盡心首章 諺解以‘存養’一句不與‘盡心’為對，而與‘殀壽’為對，未當。上中下三句如貫珠，皆不可攙斷也。
第三章 ‘求之有道’，道乃蹊逕之謂，非以道義言也。如古之才德、今之形勢，便是取富貴之道，便是求之之蹊逕也。若在古而無才德，處今而無形勢者，便是無可求之道。至於得之也，雖有蹊逕者亦未必盡得，惟有命而已矣。蓋命之一字，便是勘斷貴賤貧富之公案；求之有道，乃是中間又自更有曲折也。今人見貴富貧賤於自己身上利害親切，便認為在我者，而見聖賢德業崇高，以為此非常人所及，其視之不啻如千萬里之遠。此甚惑也！殊不思富貴貧賤雖切於吾身，而實難以吾心任意取之，則是在外而本非在我者也；仁義禮智雖蔽於物欲，直似本無，而一念悔悟，無不在是，終身竭才，無不可得，是在我而本非在外者也。
第五章 著察，著，顯著也；察，察識也。然‘察’字亦有訓‘著’者，如‘上下察也’之類。今按：此章‘察’字作‘察識’之‘察’無可疑者，但‘著’字差無力耳。然從道言之為著，由我言之為察，非有二致也。凡不知道者，雖賢皆不免此。
第七章 ‘為機變之巧，無所用恥’，凡權謀用術之人欺人謾人，做得百般伎倆，而其心嘻然，全不當事。蓋其初急於成事求利，不顧禮義，及其慣卻心路，便居之安，都不識羞愧，蓋本心亡矣。古今人喜用權變者，想其氣象、迹其行事，無不然矣。已上中年所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