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篇總論
【題 解】
學而篇總論作者李瑀祥(一八〇一—一八七七)，字禹王，號希庵，本貫驪州，詳細事迹無考，應是純祖至高宗年間的人物，現傳有希庵集六卷三册。本書收録於卷五，論述了學而篇的編撰意圖及次序，認為學而篇的内容是按照‘學、孝、悌、仁’的順序展開，其中必定深藏編撰者的意圖；還對‘雍之言然也’、‘是故惡夫佞者’、‘陳成子殺簡公’、‘周公謂魯公曰’等條目闡述了自己的見解。(朴晙遠)
論語一書，出於七十子門人之手，而以其論難編輯，故謂之論語。今讀其書，翫其辭，篇篇皆精切，然獨學而一篇其先後次第最有深意，非尋常隨手而編輯者，學者所當精思力究，不可閒慢看過者也。先言‘學’字以提其大體，次言‘孝悌’以勉其實行，篤學力行，體用兼備，然後乃可以言仁。故上章雖已言偏言之仁，然下章又特言專言之仁，程子‘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云者，深得編輯之微意也。大本既立於己，則為人謀之忠、與朋友交之信、師傳之習方可以言，故忠信、傳習次之。修己接人無毫髮餘憾，而後可以治人，故‘道千乘之國’次之。且特提一‘敬’字於言學、言孝悌、言仁之次，以示主敬之意。其下統言孝悌、忠信、愛衆、親仁，又以‘則以學文’結之，以示學文不可少了之意。次以‘賢賢易色’，以見懿德之彝性。次以‘不重不威’，以及威儀之疏節。次以‘慎終追遠’、‘必聞其政’，以著‘汎應曲當’之妙。其下又言觀志、觀行，以著觀人之法。夫如是而後禮樂可與，故承之以有子‘禮之用，和為貴’之言。次則處事之方、務學之篤，或貧或富，隨遇而安，節節有意思。終之以‘不患人之不己知’，申言首章‘人不知而不愠’之意。大抵學者之病多在於干名求譽，欲人之知己。故夫子於此事屢屢言之，所以勸人務實之意切矣。編輯此篇者其亦知此意也夫！
雍之言然。雍也。
愚每讀魯論至‘雍之言然’，歎其德之盛如天地之大也。仲弓之‘居敬行簡’、‘居簡行簡’，已包括於夫子可字之中，若他人言之，必曰：‘善哉，汝言！吾之曰“可也簡”即汝之意也。’不然，則必曰：‘汝言即吾意也。’又不然，則或莞爾而笑，以示師生脗合之意。而今乃直曰‘雍之言然’，但以雍之言為然，而不露己之言已然底意思，渾渾無形迹，此豈大賢以下所及哉？惟聖人然後可。子夏之云‘聽其言也厲’，特形容其明正的確簡當底一般氣象，至若此章之包含廣大有不可知之妙者，豈一‘厲’字所能盡耶？其在孔門惟顔子庶幾近之。何以知其然也？愚於‘子在，（某）〔回〕何敢死’之對知之矣。苟非顔子之幾乎聖人，則此處合有多般説話，安能若是之簡而盡乎？使孟子而對夫子‘以汝為死矣’之問，竊想痛快陳卞恐未必如顔子之以六字了當。‘雍之言然’、‘（某）〔回〕何敢死’，此樣言語，必到孔顔地位乃可以及之。大哉，盛德之不可限量也！
是故惡夫佞者。先進。
子路‘（人）民〔人〕、社稷、何必讀書’之言，非其本意，而但理屈辭窮，取辦於口以禦人耳。然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何也？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夫讀書與（人）民〔人〕社稷乃是一項事，而子夏曰‘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又有‘吾必謂之學矣’之言，則雖曰學而後入政，讀書與（人）民〔人〕社稷不可苛分先後，而偏有所扶抑。若直斥其非，則後之視（人）民〔人〕社稷者，看作外物而不切於己，視讀書為己分最大事，而資口耳、役章句，其弊將以詩書為脯醯，經濟為土苴。今曰‘是故惡夫佞者’，則輕重後先秩然於不言之中。而子路之言固不可曰是，亦不可曰非，特以一‘佞’字斷之，苟非聖人，安能及此？夫古人言學，自説命始，則羲、農、黄帝之時，造書契未遠，何書可讀？然而人物敦厖，風俗醇厚，禮運所謂‘大道之行’，即此時也。世道之汙隆，初不係於書之讀不讀，揆厥所元，則子路所言亦非全然悖理。但唐虞以後則墳典作訓謨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應事物而通世務，後賢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者是已。吾夫子為萬世教學宗主，而一言一字皆後人所師法，則‘何必讀書’之云，以常情揣之，此處最難下語，斥而非之，既非聖人之本意；優而假之，又非事理之當然。魯論二十篇，何莫非‘汎應曲當’之訓？而愚於‘是故惡夫佞者’，尤信。
陳成子弑簡公。憲問。
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引之，而斷然以謂：‘〔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愚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致疑。夫孔子之時，周室寢衰，無以行征伐於天下方伯，又無如桓文者，與國又多服從於齊者。假使晉悼而在者，猶可庶幾，而晉悼又無矣，天子如是，方伯如是，政在大夫，列國執柄之人皆與陳氏聲勢相倚之徒，上告下告，率與國之言，實難準擬於此時。言之雖易，而如畫餅之不可充膓，何夫子請討特以弑逆大故？聲罪致討，自是天理民彝之所不容已者，故雖年老致仕之後，猶沐浴齊戒，告於哀公。若哀公聽之，先立睿斷，次告三家，為真個討罪之舉，則義聲所播或有鄰國之響應者，而坐作進退、行師曲折，亦豈無早自商量處耶？夫子之言，行三軍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懼，則敬其事而不敢忽；成，則盡其謀而不敢略。魯之弱於齊久矣，一朝以弑君之罪聲討於齊國厚施之强臣，豈可無後段而不懼其事、不成其謀，只以‘順逆’二字按本而行之哉？以‘魯衆加齊半’之言，無害於義理，有合於事情，愚未信其必非孔子之言也。君父之前但以義理謂討，而或與諸大夫言之，或與門弟子言之，未可知也。左氏雖浮誇，作傳時據國史而書之，故春秋三傳合經義則公穀勝，得事實則左氏多，何嘗以國史所不載之文，聖人所不為之言，而妄自杜撰、託於聖人以傳於後世乎？亦必不然矣。或曰：‘程子之訓，子敢議到，已犯不韙之罪，而朱子一生精力在庸、學章句、語、孟集注，千鍛百鍊，一字不放過，子之所知也。朱子特載程子之言於集注而無異論，今乃不篤信程子，而又不篤信朱子，無乃未安乎？’又按：語類或問此於朱子朱子答之曰：程子之意‘以為夫子〔之〕告魯〔君〕，〔又〕當明君臣之〔大〕義，以見弑逆〔之〕大（故）〔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為討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討〕之〔也〕。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强，〔亦將〕奚以為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强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為一國之私也’[1]云云。則朱子之私相講，確又與集注程子之説無異，子獨何以見其不然，而乃敢立異於兩大賢脗合之至論乎？予應之曰：‘子言過矣。愚之此言，非敢好為立異而不尊信先賢也。程子之言，痛快明白，以明大義為主，其説極好，不暇及於細碎委折，故以左氏所記為非夫子之言。朱子亦有傳聞之謬之訓，然嘗觀大全與朋舊及門人書尺，多曰前牘鄙説差誤云，一時問答，安保其必無可議耶？且集注之法，雖諸儒説苟合於經旨，無分毫差殊，則必書於圈别之前；雖程子説或推演餘意，汎論事理，則亦書於圈别之後。此章程子之説在於圈别以後，則但以先賢之説不可祛，大義之明不可略，故特為附載，而其微意似可見矣。且問答條首以程子之意發之，而不自言己意，若曰程子之意如此如此云爾，此又微意之所在也。又況以程子‘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率與國以討之’説，為盡合於當日之事情，則其下何以附胡氏‘先發後聞’之説乎？執此二款，朱子似不以左氏所記為非夫子之言。而集注圈别之後，先載程訓，後載胡説，姑從兩存之義，使後之讀者知者則自知之，不知亦不妨故耳。
周公謂魯公曰。微子。
朱子於集注不但訓釋章句，亦多補湊餘意，其功甚大。若此章‘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是已。他人釋之，則只釋本文而已，未必先言‘非其人則去之’，此可見朱子功大處。蓋周公之言，包含無所不盡，親親任賢，敬故用才，皆在其中。然親而不弛，故而不棄，用人而無求備。其事順而易，其言鬯而明，獨此句有反覆曲折。苟使後之人不知周公任賢本意，而錯會了，則其末流之弊，必使齊田、魯季、漢莽、魏懿、唐之李林甫、宋之秦師垣將接迹於後世矣。此朱子所以先以‘非其人則去之’發端，而終之以‘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其憂世也遠，其慮患也深，豈尋常訓釋之體哉？不獨此也，論孟庸學多有補湊本文處，而不能盡言某章某釋，特於此而發之，以著朱子之功，豈獨羽翼聖經而已哉？實防微杜漸，陰功厚澤，永流於萬世矣，於乎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