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的巨大成就：推动与促进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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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我国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给中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直观的实物资料，大大促进了这个学科的发展。1974年在福建泉州后堵港发掘到一艘宋代沉船，对推动海上交通史研究起到了十分显着的作用。不久，就在泉州建立了宋代沉船博物馆。1979年3月在泉州召开泉州湾宋代海船科学讨论会，提交大会的论文和资料有60余篇。讨论结果表明：宋元时代我国航海技术和造船工艺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也在泉州成立，并出版《海交史研究》和《海交史研究通讯》两种学术刊物。

1955年分别在洛阳市北郊邙山唐墓、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西南隋唐古墓；1956年分别在新疆吐鲁番雅尔湖高昌氏古墓、青海西宁出土了大量波斯萨珊朝金银币。1956年在西宁城内挖出的波斯银币76枚，经夏鼐鉴定为萨珊波斯王卑路斯(459－484年)时代的银币。这批银币的发现，为修正中国古代通往西域的传统路线，而提出经西宁通往西域的路线，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夏鼐指出：“由第4世纪末到第5世纪时，尤其是第5世纪中，(包括卑路斯在位的年代)西宁是在中西交通孔道上的。这条比较稍南的交通路线，它的地位重要在当时不下于河西走廊”(《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冯汉镛也肯定夏鼐的论断，并作了补充(《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1970年10月，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两瓮窖藏文物，中有外国货币7枚，计日本元明天皇(708－715年)“和同开珎”银币五枚，东罗马希拉克略(590－627年)金币一枚。银币是和铜年号(日本天皇庆元五年，唐中宗景龙二年)开铸的，故曰“和同开珎(宝)”。西安何家村窖藏文物的发现和研究，为中国人民和日本、波斯、阿拉伯等国人民之间传统友谊，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见证。另外史学界还从国外考古发掘中不断发现中国的文物来研究中外关系史。例如伊拉克境内沙玛拉遗址出土的唐代陶瓷器，叙利亚境内哈马遗址出土的元代青花瓷片，埃及开罗南郊福斯他特中世纪都城遗址发现几万片中国唐、五代、宋初的青、白瓷片，都说明中国和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在古代交往的频繁(阎文儒：《从考古发现上看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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