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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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在“财政乘数”分析时，我们利用的短期收入决定模型，即假定资本存量、人口和技术水平都不变。

在以总需求水平的短期调整为目的的财政政策分析过程中，这种假定可以看作是一种使分析简化的手段；但如果要分析财政政策对经济稳定增长的影响，就必须采用长期的宏观分析模型。

1．模型框架

以前在对国民收入决定的短期分析中，全都是从对总需求的影响来考察投资效应的。

但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不仅要重视投资对总需求的影响，还应该注意到投资对扩大经济的生产能力的作用。哈罗德(Harrod，1948)和多马(Domar，1946，1947)的经济增长理论，不但首次突出了投资的这两方面的作用，还明确了在经济增长中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的基本条件。根据这些已经成熟的经济增长模型，许多经济学家诸如古尔利(Gurley，1953，p．523－535)、库里哈拉(Kurihara，1956，p．148－160)、史密斯(Smith，1957，p．36－55)、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59，p．483－500)、科恩沃尔以(Cornwall，1963，p．1－25)及藤田晴(藤田晴，1966，p．174－198)等，又把财政收支变量纳入增长模型中，为分析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包括财政收支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体系可以写成：

Y_t=C_t+I_t+G_t (1)

C_t=c(Y_t－T_t) (2)

T_t=tY_t (3)

G_t=gY_t (4)

Gt^I=kG_t (5)

(6)

(1)式是关于国民净支出(=国民收入)的确定式。(2)式是消费函数，与短期模型相比，少了常数项。因为比较理想的长期消费和可支配收入关系是通过原点的直线(Duesenberry，1949)。

在(3)式和(4)式中，税收收入(T，等于从税收总额中扣除转移支付后的净额，因为这里转移支付被看作是负的税收)和购买商品与劳务的政府支出(G)，分别表示为Y的一定比率，在一般情况下，0＜t＜1，0＜g＜1。

(5)式表明的是这样一种条件：政府投资G^I在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支出总额中占有一定比例；假定0＜K＜1。

(6)式表示的是，在长期分析中，投资的生产力效应非常重要。西方经济学家把σ₁和σ₂称为“产出系数”，分别表示由一单位的民间净投资和政府净投资所产生的产出能力增加额。

(6)式的经济意义是：t时期的生产能力增加额(△O_t=O_t－O_t－1)等于在(t－1)时期的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乘以各自的产出系数后的相加之和。当然，投资的生产能力效应也有可能会因劳动供给问题而受到影响。

2．财政政策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充分就业增长率 上述模型可归纳为下列三个方程式：

It=［1－c(1－t)－g］Y_t (7)

(8)

(9)

利用这些模型可以推导出维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假定在(t－1)时期，当O_t－1=Y_t－1时，总需求正好与总供给相一致。

这样，按照(7)式，该时期的民间投资额就必须是：I_t－1=［1－c(1－t)－g］O_t－1。而且，根据(8)式可知，同期的政府投资额。

将此式代入(6)式，并用O_t－1去除(6)式的两边，得到：

现在再以g₀是既定的为前提条件，说明改变其他财政政策参数的影响。如果提高宏观税率，国民支出增长率曲线将向下方移动，充分就业增长率曲线向上方移动。因此，适当地提高税率(t)，就能使这两个增长率在原政府支出比率(g₀)下一致。这时，均衡增长率由G_k′曲线和G_e′曲线所决定，即g₀d。

提高政府投资产出系数(σ₂)或政府投资比率(k)，G_e曲线不变，而只是G_k曲线向上移动。新的充分就业增长率(G_k″)曲线与不变支出增长率(G_e)曲线相交，二者政府支出比率(g₀)不变的情况下保持一致。这时，均衡增长率由G_k″曲线和G_e曲线所决定，即g₀a。

上述四种典型的财政政策措施，实际上可以作适当的组合，从而形成众多的有效措施。

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措施，均衡增长率都会取不同的值。例如，在图1中，如果适当地降低一些税率的提高幅度，同时降低政府支出比率，那么，这种政策的组合使得新的G_e′曲线和G_k′曲线在g₀与g₁之间相交。又如，降低政府支出比率，同时提高政府投资比率或政府投资产出系数，那么，新的充分就业增长率曲线G_k″就会在g₀与g₁之间与不变的支出增长率(G_e)相交。在这种情况下，均衡增长率只能取g₁c与g₀a的中间值。

若附加g=t这样的约束条件，也就是实行平衡预算政策，这时，支出增长率G_e^b一般与各财政政策变量无关。

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移动充分就业增长率也会使两种增长率一致。

例如，如果必须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G_k^b，可根据σ₁(1－c)与σ₂k的大小缩小或扩大平衡预算规模。当然，也可通过提高或降低政府投资产出系数或政府投资比率，提高或降低充分就业增长率。

此外，由于税收结构不同对民间消费、民间储蓄以及民间投资的影响也不同，政府可以利用不同的税种组合促进均衡增长率的实现。例如，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和提高支出税税率相配合。

这种措施在抑制民间消费的同时刺激了民间投资，支出增长率不变，但充分就业增长率会有所提高。

5．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

最优经济增长率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通过重点不同的财政政策，可以使充分就业增长率和支出增长率保持一致，实现均衡增长率。但是，不同的稳定政策措施可以实现各种均衡增长率，政府到底应当选择何种高度的均衡增长率作为政策目标?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最优增长率”。

就拥有能够实现充分就业所需资本的经济发达社会来说，要长期维持充分就业，国民生产也必须以超过一定比率的速度增长。

这是因为，不仅劳动人口具有增加趋势，而且劳动的平均生产效应还会随著技术进步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而上升。假定劳动力人口为N，人均产出量为O，充分就业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为Y_f，则Y_f=N·O。由此式可得：

也就是说，充分就业下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等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加上生产增长率。哈罗德称之为“自然增长率”(natural rate of growth)。

如果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正好相等，那么，至少作为一种长期倾向，生产设备和劳动力两方面都得到充分就业的理想的经济增长过程就会出现。因此，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经济中存在大量潜在失业人口，最优经济增长率就是能够达到的最大的均衡增长率；如果经济中没有潜在的失业，则自然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

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措施 按照以前的分析，最优经济增长率就是在充分就业增长率、支出增长率以及均衡增长率(G^*)这三者相等的情况下(即G_e=G_k=G^*)，均衡增长率达到所期望的高度。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上述四个财政政策变量中，只要同时适当地变动两个以上的变量，就能使充分就业增长率和国民支出增长率按同一方向变化，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

如果财政政策的目标是使均衡增长率达到一定的值，政府应采取的各种财政措施及其组合如表2所示。

表2 实现最优增长率的财政政策

(1)降低税率，提高政府投资比率或政府投资产出系数。

在这种政策措施组合下，国民支出增长率只受税率下降的影响，也就是说，税率降低会明显提高国民支出增长率。但与此同时，税率降低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提高有负效应。

国民支出增长率提高了，充分就业增长率必须同时提高，这时就必须提高政府投资比率或政府投资产出系数，以便抵消税率降低对充分就业增长率带来的不良影响。为了使这种政策搭配合理，应尽可能降低有利于刺激民间投资的税率。

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公司所得税，如对公司保留利润减免税，实行投资税收抵免等。特别是在公司企业投资对税收负担的变化反应非常灵敏的时候，将公司所得税的减免与消费税的增税结合，一方面降低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另一方面提高充分就业增长率，从而实现最优经济增长。

(2)提高政府支出比率、政府投资比率以及政府投资产出系数。这项政策组合的实质是提高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的同时，提高具有较大产出效应的政府投资所占的比重，降低政府消费所占比重。

这种政策组合主要用来影响充分就业增长率。这三项措施之所以都是增加趋势，是因为政府支出比率的变动与政府投资比率、政府投资产出系数的变动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影响效果相反。因此，后两者的提高程度必须抵消前者提高对充分就业增长率的抑制效应。

(3)政府支出比率和税率呈同向变动。在同时操作政府支出比率和税率时，二者的变动方向必须是相同的。因为，若其变动方向相反，则充分就业增长率和国民支出增长率的变动方向亦相反，那就永远实现不了最优经济增长率。

但是，政府支出比率和税率呈同方向变动时，最优经济增长率到底是提高还是下降?这要由许多参数值来决定，如表2所示。可见，对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来说，这项政策组合似乎不太有效。

6．长期停滞、长期繁荣与财政政策

缓解长期停滞的财政政策措施 从某种程度上说，初期的调整性财政政策理论是以长期停滞假说展开的。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尽管具有潜在的高积累能力，但由于投资意愿不强烈而不断地受到通货紧缩缺口的困扰，实际增长率极低，失业率又特别高。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成熟经济的呆滞。在这种情况下，人均收入水平并不低，这与发展中国家因缺乏积累后劲而产生的长期呆滞是完全不同的类型。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没有对长期停滞问题作系统说明，但他在其他一些著述中，不但特别强调降低人口增长率的作用，而且还列举了发明、新土地的开发以及战争等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外部因素。他的这些观点是否正确暂且不论，下列现象确实是他指出来的：资本积累对资本的边际效率具有很强的抑制效应，储蓄倾向则随著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长期地增大。

把凯恩斯有关长期停滞的想法系统化的是著名经济学家A．H．汉森(Hansen，1941)。

汉森等经济学家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除了人口增长率下降和投资机会减少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1)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扩大使技术进步缓慢；(2)公司储蓄和保险以及其他制度性储蓄的增大引起储蓄率上升。

其实，长期停滞可以说成是这样一种经济状态：由于投资倾向(h)偏低，而国民储蓄率(s)又偏高，经济在充分就业增长率大大高于国民支出增长率的情况下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只靠降低利率政策来恢复均衡增长率是困难的。因此，如前所述，财政政策措施应是提高政府支出比率，降低税率，以矫正慢性通货紧缩倾向。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扩大财政的赤字率(或降低盈余率)来降低国民储蓄率，并提高民间和政府的消费比例，从而对潜在的最大充分就业增长率产生抑制效应。

有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解决长期停滞问题，不能以提高公共投资的生产力效应(σ₂)为手段，而应重视有助于改善国民福利的那些公共投资，如增加教育文化设施、医院、住宅、城市再开发以及国土保持等。

在长期停滞的经济状态下，要恢复均衡增长，就需要不断地提高政府支出比率或降低税率，使g－t＞0。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势必要产生公债累积和利息负担加重等问题。那么，公债负担是否会无限地增大?多马教授对此明确指出，由于国民收入会持续增长，公债规模不会无限度增长，而是保持一定的比率(Domar，1944)。

避免长期繁荣的财政政策措施与长期停滞的经济现象相反，如果G_e＞G_k的情况存在，经济就出现了长期繁荣。导致经济长期繁荣的因素也很多，比如政府支出或出口等持续性急剧增加，但最重要的因素是在各产业部门不断出现的技术革新以及强烈的投资欲望。这种情况曾经出现在1961年以前的日本。

如果经济总是处于繁荣阶段，通货膨胀压力会逐渐增大。如前所述，要避免通货膨胀，财政政策措施主要有降低政府支出比率，提高税率、政府投资比率以及政府投资产出系数。从这种措施的运用效果最好的日本看，在五六十年代，日本处于经济高度发展时期，日本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是：第一，保持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处于低水平，同西欧各国相比，日本的这一比率要低得多；第二，增加政府在商品和劳务方面的购买支出，而且加大投资份额；第三，在政府投资方面，生产力效应较小的住宅建设、环境卫生设施和福利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较少，而把投资重点放在道路、铁路、通信设施和码头设施等方面。

由于这些措施实施得当，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惊人的增长率下，日本经济一直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长期平衡。

【参考文献】：

多马债务负担模型(Domar Debt Burden Model)

经济增长理论与政府政策(Economic Growth Theories and Government Policy)

财政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文献综述(Fiscal Policy and Long－Run Economic Growth：A Survey)

Cornwall, J., 1963, Three Paths to Full Employment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Domar, E- D., 1944, The Burden of the Debt and the National Inco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Domar, E. D., 1946, Capital Expansion, Rate of Growth, and Employment, Econometrica, April.

Domar, E. D., 1947, Expansion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Duesenberry,J.S.,1949,Income,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urley, J. G., 1953, Fiscal Policy in a Growing Econom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Hansen, A. H., 1941, 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Norton.

Harrod, R. F., 1948, 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Economic Theory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Policy, Macmillan.

Kurihara, K. K., 1956, Growth Models and Fiscal-Policy Parameters,Public Finance, No.2.

Musgrave, R. A., 1959,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McGraw-Hill.

Smith, W. L., 1957, Monetary-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藤田晴，1966，《财政政策的理论》，(日)劲草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