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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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司马迁对诗歌言志抒情特点的概括。

语出《史记·太史公自序》：“《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司马迁对儒家经典著作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手法上的特点作了比较，指出《易经》是讲天地事物变化的，《周礼》是阐述人伦礼仪的，《尚书》是记事的，《春秋》是明辨是非得失的，而《诗经》则是通过记叙山川、草木、禽兽、牝牡，通过具体事物的摹写，抒发人们的思想感情。这是《诗经》，也就是诗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的特点。

这是司马迁对诗歌基本性质的认识。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还进一步指出了《诗经》中所表达的“意”，都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有所感触而发的。

他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和他对屈原作品思想意义的评价是一致的。

司马迁还对诗歌如何运用语言文辞表达人的思想情志作了揭示，他认为诗是通过记述山川草木禽兽等具体事物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意的，这和他对《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评论也是相通的。

“诗言志”的特点，在先秦许多著作中都有所阐述，到了汉代，人们又把情志联系起来，进一步认识到诗歌的抒情性质，如《毛诗序》。司马迁的“诗以达意”，就是指的诗的抒情言志性质，但又进一步指出了诗歌都是诗人“发愤之所为”，表达的情志都是现实生活激发的结果。

这种认识对后世影响很大，刘勰说的“为情而造文”(《文心雕龙·情采》)，韩愈说的“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都可视为对司马迁这一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