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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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夏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语言文字等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人文学科。

西夏是我国历史上11世纪至13世纪(1038－1227)以党项族为首的西部各民族创建的政权，建立者为李继迁(963－1004)。其孙李元昊于1038年称帝，国号大夏。

初期辖境，东尽黄河，西界玉门(今甘肃敦煌县西)，南接萧关(今宁夏固原县西南)，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分为22州。历时190多年，兼收并蓄辽、金、宋的优秀文化成果，创造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西夏文化。

随著历史的演变，西夏文字逐渐被湮没，致使西夏许多文献的考据与译制成为专门的研究课题。如西夏官印印文盘旋曲折、字形诡谲，从清末见之于印谱，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只认出了最简单的“首领”二字印。

西夏学发端于清代。清人张澍(1776－1847)和鹤龄是最先判别、认识西夏字的中国学者。传世的张氏著作，有《西夏姓氏录》和《凉州府志备考》所附《西夏纪年》。西夏学的正式兴起，是与大量发现西夏文文献相联系的。1908－1909年，沙俄军官柯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黑石城废墟发现并携走了大量的西夏文献，现藏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在苏联，最早对柯兹洛夫的发现加以利用的是伊凡洛夫和考特维奇，但苏联西夏学的创始人是聂历山，他在日本发表《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首次利用古藏文与西夏文对译资料；另外，他还有研究西夏语言、历史、天文、宗教的论文多篇；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在西夏字典的编纂工作上，直到1937年他成为苏联肃反运动的受害人为止。

1960年，苏联出版了他的2卷本《西夏语文学》，并追授他列宁勋章。50年代以后，苏联培养了新一代西夏学者，陆续公布了一些西夏文文献。

参预整理聂历山档案的戈尔芭切娃，与克恰诺夫合编了《西夏文写本与刻本目录》(1959年)，首次将列宁格勒所藏西夏文文献数百种列目公之于世。克恰诺夫又与索弗洛诺夫(苏敏)合撰《西夏语语言音学研究》(1961年)，1966年和1969年更先后与科洛科洛夫、柯萍等人发表《西夏文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和西夏文韵书《文海》。

柯萍在1979年曾整理西夏文译《孙子》出版。她偏重于研究西夏语言，著述较多。

苏敏则在1966年发表了2卷本《西夏语语法》，对西夏语的语音和语法按照自己的观点作了有系统的归纳。在我国，西夏学研究中罗振玉父子有特殊的地位。1914年，罗福成发表《西夏莲华经考释》。同年，其弟罗福苌著《西夏国书说略》，首次对西夏文的文字构造、文法和有关资料目录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和分析，并且提出了“偏旁说”，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颇大。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以考究历史，纠正了西夏纪年中的失误。罗福成于1935年更将西夏字书《同音》(旧称《音同》)影写石印。

罗福苌另有《宋史西夏传集注》之作，未完稿，后由其弟罗福颐补足。在罗氏父子之后，王静如研究西夏学亦有相当成就，从1930到1933年，他的《西夏研究》3辑先后出版，此书曾获法国儒莲奖金。西夏文研究者邓隆(1884一1938)著述甚丰，主要有《西夏译妙法莲华经考释补》、《西夏译华严经入法界品考释》、《西夏译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考证》、《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等。建国后，西夏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西夏文物的大量发现，为西夏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例如，宁夏博物馆发掘的西夏皇陵，出土碎石刻近千方：甘肃天梯山和武威，也有西夏文献出土。研究著述增多。如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文海研究》(史金波等撰)，1986年宁夏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同音研究》(李范文撰)，以及《西夏简史》、《西夏史稿》等等。

为适应西夏学研究的需要，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也在发展壮大。

过去被称为“绝学”的西夏学，已逐渐成为一门“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