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深务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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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苏轼对皇甫湜等人片面追求和效法韩愈文风中尚奇弄险的一面而提出的批评。

他在《谢南省主文启》一文中说：“士大夫……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轸，新弊复作。”此即文意之所出。

所谓“求深”，是就内容方面讲的，即单纯追求深奥，以至“用意过当”，令人难懂；所谓“务奇”，是从形式方面来谈的，即指那种对文字搜奇猎险，故为“艰深之词”。由于“怪僻”而令人难读。

内容难懂、语言难读，此其弊之所在。苏轼的这个批评是比较切中要害的，对于纠正“学韩”中出现的偏向和不良风气，对于反对齐梁文风，都有积极意义。

为了纠正这种弊病，他提出了文理自然、文字平和的主张，即所谓“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与黄鲁直书》)者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