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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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中国诗歌会诗人蒲风在《青岛诗歌》的创刊号上提出“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当时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信给蒲风表示赞同。斯达哈诺夫运动是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具体形式。1935年8月30日，苏联顿巴茨矿区的采煤工人斯达哈诺夫，创造出一班内采煤高出定额14倍的新记录。这一先进事迹被加以推广，成为以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并以他名字命名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蒲风认为开展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有著三个方面的意义：一、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人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客观上新诗歌运动已在蓬勃，依靠众多的诗人的努力，它会更加蓬勃。二、文坛上存在著系统的封建主义，九分人事而一分艺术的敷衍文章成了通病，所以为了中国文学的前途，改变文学创作的薄弱状况，就应加紧努力而且认真地创作。三、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不仅要求作品数量的增多，也要求作品质量的精进。特别要注意个性化，深刻化，反对“千篇一律”的弊病(《我为什么提出“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蒲风倡议发起这项运动，与他对辩证法唯物论的理解和运用有关。他说：“我始终承认辩证法唯物论上的‘数变质，质变数’的规律，明白一个人不能过分屈服于自然生长的客观趋势，尤其不能否认主体影响客体，及宇宙间决不是没有突变等等道理。”他认为开展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就会鼓舞诗人努力创作，随著作品数量的增多，质量也必然能够精进，诗坛会有新的面貌。蒲风提出这项主张后，身体力行，产量十分可观。他的诗多是政治热情燃烧下的产物，适应时代的需要，有著鼓舞人心的力量，但是缺少必要的艺术锤炼。作为诗歌创作口号的“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混淆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差别，违反文艺创作的规律，在实践中导致一些粗制滥造作品的产生。茅盾曾指出，“蒲风自己当时提出这一主张，却表现成为只是要求诗人们多产，而并未指出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同时是一种诗歌的群众运动，是把诗歌从‘沙龙’解放出来到街头的运动——诗歌大众化的又一方面。”(《大众化与“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