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道听涂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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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公元661－721)在《史通》一书中提出的史料选择原则，他反对采小说、神怪故事、街谈巷议入史，语出《采撰》篇：“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所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偏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故作者恶道听涂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失。”刘氏严格区分虚构的文学作品与实录的史书之不同，认为在史书中如果必须引用文学作品中的材料，也必须引用真实可靠的。《载文》篇云：“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刘氏论述的对象是史书，要求的是实录，因此他反对采小说入史书。刘氏所论为治史原则，本无可厚非；然而他对所谓“晋世杂书”(即后世称之为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者)和“雕虫小技者”(即今人称之为文学家、小说家者)的贬低与蔑视，却与小说观念有关，并且对后世影响较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自来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也。……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杰出史学家刘知几亦难超其分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