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直接过渡

云南省边疆民族地区还有一部分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地区主要是独龙、布朗、基诺、景颇、傈僳、怒、佤、德昂等民族聚居区，和部分拉祜、哈尼、瑶族聚居区，人口约60万，约占1955年全省农业人口的3.7%。这些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更为落后，情况更加复杂。有一些少数民族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由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也有的处于封建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阶段。虽然已经产生了程度不同的阶级分化和剥削因素，极少数统治者头人，如景颇族的大山官已经形成世袭，变成不完全的封建领主，农民也有不完全的财产私有权。但是这些地区基本的特点，是各民族内部仍保留着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家长制度的残余，阶级分化不明显，土地占有不集中，除牲畜已完全私有和房屋、少量水田、园地基本私有外，其余大量的土地、荒山、森林多为氏族公有，盛行共耕伙种、平均分配等习惯。生产力十分低下，刀耕火种、刻木结绳记事，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大部分头人没有很大的剥削，对群众未形成绝对统治权力。绝大多数景颇族山官一般都从事生产劳动；佤族头人大多数通过原始民主形式选举产生；傈僳族头人还没有特权剥削，也不是地主。这些头人、山官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威信，绝大多数群众并无打倒他们的要求。极少数不完全的领主虽然占有一定土地，但所占土地的绝对数很小。
云南省委决定对上述地区不实行土地改革，不划分阶级，而是通过长期艰苦的工作，在群众有了一定的觉悟，并经过协商取得民族上层同意以后，坚决依靠各族贫苦农民，团结一切劳动群众，团结和改造一切与群众有联系的民族公众领袖人物，在国家大力支持和帮助下，通过互助合作，发展生产，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具体做法是：人民政府先后拨出一大笔钱，安排照顾好各族上层人物，在取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调解民族纠纷，疏通民族关系，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在这些地区建商店、银行、学校、卫生所，为群众办好事。经过艰苦工作后，民族隔阂逐渐消除，民族关系趋于正常，民族上层基本靠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某些剥削因素基本消除。成长了一批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对象，并建立起民族自治机构。在此基础上，根据各民族不同的生产、文化水平，采取各种形式办互助组、合作社。“直接过渡”的各项工作，在完全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仍然通过县、区、乡有领导地稳步进行；在大块民族杂居区，在人口比较集中、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又有一定发展前途的中心地点设“生产文化站”，使其逐步发展成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生产文化站”是一级党、政领导机构，包括群众工作、生产、贸易、教育、卫生等部门，其任务是以互助合作、发展生产为中心，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全面扶持、具体帮助，开展各方面的工作。1954年，最先在德宏景颇族聚居区试办了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7年9月，全省“直过区”办了大批互助组，合作社达到433个。开始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从1953年在边疆民族地区开辟工作算起，到1958年结束，历时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