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林业

1.恢复与发展时期 (1949—1957年)。1949年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 “保护森林， 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1950年， 第一次全国林业会议制定了 “普遍护林， 重点造林， 合理采伐和合理利用” 的林业方针， 以后相继发布一系列林业法规和规章， 使林业走上恢复和发展的道路。1953年， 国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3月20日， 成立了东北森林工业管理局， 下设30个森林工业局， 黑龙江林区有24个， 占80%。森林工业局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 引进技术设备， 进行机械化常年流水作业， 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林区开始向原始森林腹部进军， 林区木材产量逐年增长， 1949年商品木材产量为141万立方米 (按1954年省界计), 1953年为646万立方米， 1957年为743万立方米， 为1949年的5倍多。这一时期， 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齐齐哈尔、绥化、伊春等大中城市和各林区新建或扩建了一批大中型木材加工企业， 全省年产锯材达200万立方米。黑龙江省生产的木材由国家统一调拨到各省、自治区， 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1950年对更新造林进行试点， 1952年在各林区建立森林抚育站。1957年各地区建立森林经管局， 辖193个森林经营所， 进行更新造林， 森林抚育， 伐区拨交、验收和林政管理。到1957年， 全省更新造林累计保存1.19万公顷。
2. “大跃进” 和调整时期 (1958—1966年)。1958年， 全国开展 “大跃进”运动， 在 “大跃进” 的影响下， 林区过量采伐， 重采轻育， 森林更新大量欠帐。1958年商品木材产量为962万立方米， 1959年为1 303.7万立方米， 1960年为1 192万立方米。由于连年大面积皆伐， 伐后更新跟不上， 森林更新欠帐很多。森工伐区1958—1961年更新造林累计33.96万公顷， 保存面积仅4.65万公顷， 保存率只有13.7%。
“大跃进”期间， 木材加工企业有较大发展， 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 建立年产1.8万立方米纤维板的友好木材综合加工厂， 年产4 000吨锯屑酒精的南岔木材水解厂， 年干馏11万层积立方米 （对林木枝丫重叠累计计算单位）枝丫的铁力木材厂干馏厂。林区还陆续建设29个制材厂。此外， 许多林业局大搞“小土群”， 盲目冒进， 后纷纷下马。在更新造林方面， 由于浮夸风盛行， 不重视造林质量， 成活率很低， 普遍存在 “一年青， 二年黄、三年见阎王” 的问题。
1961—1962年， 贯彻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 调减商品木材产量， 1961年为625万立方米， 1962年为768万立方米。1961年7月， 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大、小兴安岭林区时， 提出森林采伐要实行轮伐的方针， 迹地更新要两条腿走路， 实行天然更新与人工更新两种办法。1962年11月， 国务院讨论成立东北林业总局时， 周恩来总理提出 “林业的经营， 一定要越采越多， 越采越好， 青山常在， 永续作业”， 为林业经营指明了方向。森工伐区， 1962—1969年人工更新造林51.28万公顷， 保存率44.6%。林业厅统管的地、市、县林业部门， 也加强了封山育林， 护林防火和林政管理， 涌现出一批全国林业先进典型， 勃利县通天一、通天二和桦南县孟家岗林场等， 年造林面积均超过666.6公顷， 成活率在90%以上。但这一时期， 木材生产量又大幅度回升， 1963—1966年， 年均商品木材生产量1 200万立方米。
3.严重挫折时期 (1967—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 各级林业机构被 “砸烂”， 领导和科技人员被批斗， 以 “营林为基础” 的方针遭到批判， 林业的规章、制度被当作 “管、卡、压”而废除， 无政府主义泛滥。林业企业继续实行过量采伐， 十年间年均木材生产量1 350万立方米， 共生产木材1.35亿立方米，超过前20年的总和。国有森林被大量盗伐， 每年损失资源169万立方米。森林火灾频繁发生， 黑龙江省林业遭到严重破坏。据1978年森林经理调查统计， 全省森林面积减少338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下降7.04%, 成过熟林减少100万公顷， 中幼龄林减少22万公顷， 活立木蓄积减少3.5亿立方米， 成过熟林蓄积减少1.8亿立米。黑龙江省林区年均活立木生长量2 552万立方米， 实际年均消耗森林蓄积量5 789万立方米， 消耗量大于生长量1倍以上。森林质量下降，单位蓄积下降31.6%, 立木单株材积下降78.3%。林龄比例颠倒， 1962年幼龄、中龄、成过熟林之比为2:1:7, “六五”期间则为3:5:2。采伐径级越来越小，优质伐区越来越少， 木材成本越来越高， 森林质量越来越坏。全省有1/3的林业企业濒临可采资源枯竭，有半数企业不能实现永续利用， 林业出现 “两危”（即可采森林资源危机和林业企业危困）, 成为制约森工发展的关键因素。
4.治危兴林时期 (1977—1995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党和人民政府对保护森林， 发展林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颁布了有关法令， 加强了更新造林， 调减了木材生产量， 调整了森工经济政策， 改革了林业体制中“三单一大” (单一计划经济， 单一全民模式， 单一木材生产和平均主义 ‘大锅饭’) 的弊端， 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 调动了林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全省成立了一大批林产工业、综合利用、多种经营公司， 林业开始进入 “治危兴林”时期。
首先， 发展营林生产。各林业局普遍恢复了营林处， 稳定营林队伍， 积极完成人工更新造林和森林抚育任务。到1990年， 森工企业已形成更新造林16.66万公顷， 年抚育森林13.33万公顷的能力； 林业厅所属国营林场也形成年造林10万公顷的能力。由于加强营林生产和调减木材生产量， 1990年森林资源年生长量为1 878.7万立方米， 实际消耗1 855万立方米， 首次实现长消平衡， 使人看到了 “治危兴林” 的希望。
其次， 林产工业、木材综合利用、多种经营向纵深发展。主要是利用采伐、造材、加工的剩余物， 生产纤维板、刨花板、细木工板、胶合板和家俱、木制品； 林产化工厂点生产了纤维浆粕、纸浆、纸张、纸板、木屑酒精、活性炭、药品等。另外， 还建起一批水泥、砖瓦、白灰、沙石、大理石及采金等小厂。种、采、养、加个体户遍布林区， 种植人参、平贝、黑豆果、蘑菇、木耳及粮、豆、薯、菜； 采集山野菜、山野果和中药材； 养殖貂、貉、蜂、鱼、林蛙及家禽、家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