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国际收支理论是研究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及其调节机制的理论。它也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
早期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可以D·休谟的“物价——铸币流动机制”为代表来说明。其核心内容是，在金本位制下，国际收支能够自动调节达到均衡。金本位制的基本特征是：国家用黄金来确定其货币的价值，通过黄金的转移来清算国际收支的顺差与逆差，黄金的国际流动对货币供给有直接影响。就18世纪中叶的欧洲来说，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是满足这些条件的。物价——铸币流动机制的基本思想就是：国际收支逆差引起储备减少从而减少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减少降低物价水平，使本国商品更有竞争力，从而促进出口，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国际收支逆差消失为止。当一国有国际收支顺差时，将出现相反的过程：黄金流入，货币供给增加，价格上升，竞争力下降，从而出口下跌，进口上升，国际收支顺差趋于消失。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只要允许金本位制发挥其内在的自动调整机制，国际收支失衡就会自行消失。以图式表示，休谟机制可总结如下：
国际收支失衡→资金流出入→货币供给变动→物价水平变动→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升降→进出口相应增减→国际收支恢复均衡
但是，上述因果链上每一环节是否都起作用？是否都按那样起作用呢？即使在金本位制下，也未必如此。比如说，黄金流出使货币储备下降，但如果货币金融当局增加国内信贷，就未必导致货币供给下降。近一步说，货币供给下降，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提高，也未必会使国内物价水平降低。再进一步说，即使国内物价水平降低了，也未必就能使进口大量减少，出口大量增加，因而也未必能使国际收支迅速恢复平衡。上述各点足以说明，休谟机制的有效性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事实上，金本位制并不就是那样发挥作用的。在19世纪末，国际资本流动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国际收支的逆差使储备减少，导致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吸引资本流入，终止货币供给下降。而高利率则会带来总需求下降、衰退和进口减少。因而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的改善是以产出的损失为代价的。国际收支状况即使得到改善，那也是以国内经济失衡为代价的。在30年代金本位制完全被放弃之后，休谟所提出的“物价——铸币流动机制”已与现实基本不符，国际收支理论需要重新发展。
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后，国际收支危机频繁，严重地阻碍了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各国政府及国际金融理论界才开始对国际收支问题予以重视。因此，以“凯恩斯革命”为起点，各种国际收支理论应运而生了。作为国际经济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国际收支理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较为著名的是R·哈罗德和F·麦克勒普把凯恩斯乘数分析的基本观点应用于国际收支理论，创立了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乘数分析的基本假设是价格（包括汇率）不变，经济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情况下运转，因此产出能够对需求变动作出反应，并且货币供给只是被动地对货币需求变动作出调整。其基本内容是，当出现贸易顺差时，外向部门对产出和收入会产生促进作用；相反，当出现贸易逆差时，收入水平则会以乘数方式倍减。出口的增加虽被收入提高所引起的进口增加而有所抵消，但还能起改善贸易平衡的作用。收入的提高则是由出口增加引起，每一次增加都是按乘数效应而增大。因此，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基本意义在于，出口对收入的增加有着关键的乘数作用，同时还能够改善经常项目收支平衡。
在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兴起的同时，弹性分析也发展了起来。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是通过对进出口商品供求弹性的分析来研究汇率变动对一国的对外贸易平衡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末，J·罗宾逊夫人、L·梅茨勒和A·勒纳等发展了早期的理论观点。其后又经F·麦克勒普和G·哈伯勒等人的努力，弹性分析才成为国际收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想说明的是在汇率和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收入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弹性分析想要说明的是在收入不变的条件下，汇率和价格的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二者都把汇率和国际收支结合起来，都是局部均衡的分析，都以抽象推理为主，当时也还缺少实证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收支理论几乎都出自实际案例。由S·亚历山大等人创立的吸收分析出自墨西哥的经历。1948年，墨西哥出现了国际收支逆差。外汇储备的骤然下降迫使当局不能维持其货币比索原来的汇率，任其汇率下浮，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供职的S·亚历山大和J·波拉克等经济学家认为，墨西哥国际收支问题主要是国内财政赤字所致，因而得出了与弹性分析法迥然不同的结论：降低汇率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J·波拉克说，如果实际收入水平不变，国内投资规模也是一如既往，国际收支逆差不会因本币贬值而消失。墨西哥的事例说明一个国家总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之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1950年，华裔经济学家蒋硕杰揭示了国际贸易怎样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国内收入的变动，以及怎样从经常账户的净差额来衡量国际贸易对于国内收入的直接影响。但最早把国民收入的支出所形成的需求命名为“吸收”的，则是S·亚历山大。他在其1952年发表的《贬值对贸易差额的影响》一文中首次介绍了国际收支吸收分析。国际收支的吸收分析，是总额供求分析的一部分，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在50年代和60年代盛极一时。但是到了6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经济逐渐陷入滞胀的局面；现代货币主义流行，在国际收支理论上吸收分析也受到货币分析理论的诘难。
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最早可追溯到D·休谟的“物价——铸币流动机制”。50年代后，J·米德首先提出了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系统地提出货币分析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波拉克、H·约翰逊和R·蒙代尔等人。货币分析分成两个学派：一派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基地，产生于基金组织在针对其成员国墨西哥发生比索贬值所采取的措施过程中。1955年初，在墨西哥当局的请求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墨西哥派出了以波拉克为首的代表团。代表团认为，墨西哥迫切需要调整金融、物价和工资政策，使之同物价稳定的目标相一致；而货币政策应是限制物价上涨的主要工具，因此提出了必须将墨西哥的货币供应量和物价总指数控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内，这样才能维持比索的汇率。代表团还指出，在国内信贷与国际收支之间存在较为直接的相关性。这是货币分析的核心观点。经历过墨西哥的情况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开始陆续论证和使用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在50年代中期和末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同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巴拉圭和秘鲁当局进行磋商时，开始规定信贷用于一般及发展项目和预算支出的最高限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认为，控制国内信贷使之达到预期的货币需求变化的水平，就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使国际储备的变化缩小；分析某项经济变化，诸如通货膨胀率上升或汇率变化对整个国际收支的影响，可通过研究货币账户来完成，而不必去检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商品、劳务和资本项目的情况。货币分析法的另一个学派是在R·蒙代尔和H·约翰逊的领导下，于6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发展起来的。这个学派的许多文章具有论战性质，其中涉及到与凯恩斯主义正统观念的明显冲突。该学派大量引用弗里德曼现代货币主义的某些结论，但坚持把其理论称为“货币的”而非“货币主义的”，以示同弗里德曼的区别。货币分析在通货膨胀严重的70年代中后期盛极一时，至今仍经久不衰。
与货币分析和吸收分析相比，战后发展起来的国际收支财政分析和新剑桥学派则是一些经济学家说明和分析经济周期等经济理论问题的副产品。财政分析理论认为，一国国际收支的是否平衡与政府部门或公共部门的财政支出密切相关，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多因政府财政赤字过于巨大和持久而造成的。新剑桥学派对国际收支的观点，类似于货币分析。不同的是，货币分析强调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而新剑桥学派则着重对金融资产的需求的稳定性。货币分析注意全部国际收支的平衡，认为它决定于国内创造的货币供给是否与人们持有货币的需求的增加相一致；而新剑桥学派则侧重于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平衡，认为它决定于私人部门积累金融资产的欲望与公共部门的赤字。尽管两者的分析侧重点不同，其政策主张却非常相似。两派都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起作用，货币分析理论坚持货币供给的稳定增长，新剑桥学派则主张保持预算稳定。新剑桥学派的观点同吸收分析也有一定的联系。区别在于，新剑桥学派假定私人部门的净吸收基本上是稳定的，因而国际收支的变化主要由公共部门金融地位变动所致。
无论是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还是吸收分析，都是总额供求的分析，着重货币经济部门，着重需求分析。80年代以来流行的国际收支结构分析，则把重点移到总额供给，着重实质经济部门的结构问题。
国际收支结构分析理论的基本观点是：
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是国际收支发生问题的根源，这种国际收支失衡状态反过来又会加剧国民经济的恶化。因为经济增长与发展形成结构变化，也会产生结构的不相适应。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迅速增长时期，由于供应结构上的惯性，农业产量往往不能适应城市需求的增长。在不同地区或部门按不同速度增长的情况下，如果资源没有足够的流动性，这种供应“瓶颈”就会产生。在发达国家，问题在于资源不能从国际上无竞争力的商品向着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商品转移。结构失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价格调节、包括汇率变动在内，比较软弱无力，不能消除失衡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凯恩斯主义的传统分析和货币分析理论所说的调节机制都不能纠正因结构失调而引起的国际收支问题，因而所提出的政策措施也难以奏效。
强调国际收支与国内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联系，即经济增长受国际收支情况的制约。结构分析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下列情况会引起国际收支的制约：为了发展国民经济，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国内投资，这种投资反过来又将导致物资的进口；要购进所需物资，需有相应的外汇；如果出口突然减少，外汇的缺乏就会引起资本货物进口的缩减和投资及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这种理论认为，问题的根源是由于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结构特性：
❶依赖资本货物的进口，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或很少有当地的资本品生产部门；如果要发展这个部门，国内又缺少必要的生产要素，仍然要进口那些要素商品（如高技术）。
❷政府当局无力（或者不愿）削减不重要的进口商品，从而腾出稀缺的外汇用于进口重要的资本品。
❸增加传统出口商品的规模，前景难测，也受到限制，贸易条件可能恶化。上述各点表明，发展中国家在自身的经济结构上处于困境，国际收支状况难以根本改善；其结果是这些国家难以作出合理的规划，经济会发生波动，也可能引起危机。凯恩斯主义的调整支出(所谓“吸收”)和转换支出的政策以及直接管制的政策虽可能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衡，但无法解决结构问题。货币分析理论所提出的维持货币供求平衡的政策也同经济增长的要求并不一致：60年代，国际收支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有发展。
可以想到，结构分析理论会主张从调整结构来解决国际收支问题。但理论和政策上都还不成系统。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采用严厉的保护主义措施和内向型政策，与此有关。批评这些政策的人们认为，这些政策措施的代价太大而且行之无效；这些国家和地区不顾经济结构的落后，都建立了制造业基地，但效果不佳。对结构分析的理论框架也有一些批评：
❶对发展中国家适应比较利益的变化向出口部门转移资源的能力过于悲观。
❷低估了价格机制对转移资源的有效程度。
❸对于国内外生产要素投入之间替代可能性估计不足。此外，货币分析理论也重新强调合理增长目标的需要，并且把货币稳定性作为维持一个满意的国际收支情况的先决条件。
国际金融领域的理论层出不穷。这再一次表明：国际金融是历史范畴；这一领域中理论或政策的变化，都由于经济现实的变化和发展。要从现实问题和理论发展的关系中把握其线索和主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