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村电信
云南电信通信始自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云贵总督岑毓英鉴于云南地处边陲，交通不便，奏准清王朝兴建蒙自至云南府（昆明）电报线路达四川泸州通至北京，并设云贵电报总局于云南府和蒙自电报局，开始通电报。但直到清末民初，滇区电报只通城市，农村仍无电信设施。昆明县政府为方便向县属乡镇传达政令，利用县自治捐款，架通县内莲花镇、龙头村等8个区乡电话线路，安装30门人工交换机1台，为云南首设农村电话，当时叫乡镇电话。抗日战争爆发后，自1937年开始，永仁、绥江等6个县也架设了部分乡镇电话。1944年经省参议员联盟建议，省政府令各县筹款，有祥云等14个县架设了乡镇电话，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将原防空情报电话网路设备移交当地各县作乡镇电话使用。至1949年全省有50余县设有乡镇电话，但因经费和器材缺乏，线条又均为单线、交换机陈旧，加上战争破坏，除极少数机线可勉强通话外，绝大部分乡镇电话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各地乡镇电话统由邮电部门代管，改称地方电信。经过初步整修后，到1951年全省有30多个县300多个乡镇1 900余千米线路勉强可以通电话。至1957年底，全省130个县都有了县内电话，建有交换点607个，交换机容量达11 848门，电话机8 035部，线路43 816千米，其中双线7 413千米。全省乡镇人民委员会已装电话的有4 383处，占全部乡镇委员会57.9%。1960年部分县至公社主要线路开始安装载波机，以适应既能讲电话又能开会议电话的需要，至年底全省有县内电话交换点1 289处，交换机1 336部、3.4万门，载波机49部，会议电话机3 808部，电话机22 848部，线路8.1万余千米。1961年在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中，对“大跃进”时期，县内电话通信网路建设中，只重视数量，忽视质量，造成杂音、串音、断音等严重问题，开展了大修整治工作。
1962年又将地方电信改称农村电话，沿用至今。由于农村电话对促进农村经济建设日益重要，省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支持农话建设，电信部门积极努力，至1978年底全省农话线路达7.4万余千米，农话交换机容量达5.8万余门，全省100%的公社和95%的生产大队通了电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话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邮电部门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一方面积极增设部分农村电话设备，一方面努力优化网路结构。
1981年又进行农村电话网路的改造，对县至公社的中继线路原是木杆的逐步更换为水泥杆；线条锈蚀、属杂线的按传输要求更换为统一线径；对杆路走向不合理的、杆距杆面型式交叉错乱的重新配置；对交换点业务量大又转接多的增装环路载波机或多路载波机；对60～70年代质量较差的载波机、交换机、电话机和电源设备，逐一更新。1984—1990年共改建农话水泥杆路1.1万余千米，其中中继线杆路5 700余千米，使全省农话中继线水泥杆达到全部中继杆路的93%。“八五”时期，进一步加快了农话建设。1991—1999年，新建农话自动局1 500个，新装农话自动交换机容量达20万门，使全省农话交换机总容量达90.68万门，电话机达到56.52万部，全省1 565个乡镇和12 529个行政村通了电话，分别占全省乡和村总数的100%和93.3%。全省农村电话普及率由每百人0.24部增加到每百人1.54部。
1994年开始，农话与市话联网建成以地州市为单位的本地电话网，同时增设和改设数字光纤线路，引进程控电话交换设备。因此，农村电话网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发展，而且在技术上也有了质的飞跃，先进的农村电信通信网正在逐步形成。
（二）农村电信
自1887年3月， 贵州巡府潘尉乘清廷修建云南至四川电报线路经过毕节的机会， 请准由毕节分线， 经大方、黔西、清镇至贵阳，分别在贵阳、毕节设立电报局， 并开办电信业务以来， 到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长达63年中， 贵州农村电信发展一直十分缓慢。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农村电信特别是农村电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 农村电话。1925年(民国14年), 黔西县架设县城至三重堰（今重新镇）的单铁线， 并借用电报线装接电话机通话， 是贵州最早的城乡电话。次年， 贵州省政府通令全省建设城乡电话， 先后有部分县遵令办理。到1936年， 全省有50个县有城乡电话。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适应抗战对电信通信的需要， 全省电信通信得到了较快发展。1937—1946年， 已有城乡电话的县， 整修年久失修的设备， 并加以扩展，到1945年， 全省各县都有了城乡电话。据贵州省建设厅1946年不完全统计， 全省城乡电话有明线1.43万千米；电话交换机109部， 容量890门， 电话机943部。抗日战争胜利后， 贵州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发生变化， 电信通信日趋萎缩， 城乡电话的发展也随之停滞。加之新中国成立前夕极度通货膨胀， 各县已无力顾及城乡电话， 不要说发展， 原有的机线设备大多已失修不通， 邻县之间的电路多数阻断废置。新中国成立初期， 贵州又遭土匪严重破坏， 1951年全省城乡电话线路仅剩4 146对千米；交换机容量819门，电话机742部。
新中国成立后， 城乡电话改称地方电话， 继后又改称县内电话及农村电话， 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1950—1952年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全省农村电话由各县人民政府直接管理。当时为满足土地改革、清匪反霸和发展农村生产的需要， 各县都多方筹集款项， 修复被土匪破坏的农村电话机线设备，使之正常运转。在此基础上， 在经费许可范围内， 新架设和添置了部分急需的线路和设备。到1952年，全省农村有电话杆路1.31万千米；线路7 360对千米；交换机容量1 168门；电话机944部， 分别比新中国成立时增加57.8%、56%、42.6%和27.2%。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 全省农村电话改由邮电部门代管， 即按照邮电部颁发的技术标准及各项规章制度进行建设和管理， 贵州农村电话开始以正常的步伐向前迈进。当时全省农村已经完成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任务， 农村经济发展很快， 对通信要求迫切， 为此， 中央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各县根据《纲要》中所作的“从一九五六年开始， 按各地情况， 分别在七年或十二年内， 建立乡和某些合作社的电话网”的要求， 纷纷制订了以县城为中心向区、乡合作社辐射的电话网建设规划，并配合农业合作化高潮组织实施。到1957年， 全省农村电话网全部形成， 并且质量较好， 绝大部分符合邮电部颁发的技术标准， 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7年与1952年比较： 全省电话杆路长度达2.87万千米， 增长1.2倍； 线路达2.15万对千米， 增长1.9倍； 交换机容量由1 168门增加到1.08万多门，增长8.3倍；交换点由116处增加到508处， 增长3.4倍； 电话机达6 441部， 增长5.8倍。全省4 261个乡中， 通电话的3 156个， 占74.1%。随着网络的发展， 交换点的增多， 农村电话业务量猛增到43万元， 比1952年增长10.9倍。
1958—1960年的3年“大跃进”中， 贵州农村电话亦以“跃进”姿态发展。1960年与1957年比较， 全省农村电话增长很快， 杆路增长1.2倍， 达6.4万多千米； 线路增长1.9倍， 达6.22万对千米； 交换点增长2.3倍， 达1 658处； 交换机容量增长2.3倍，达3.56万多门； 电话机增长2.9倍， 达2.53万多部。全省540个人民公社， 全部通电话； 1.88万多个生产大队， 通电话的占21.5%; 12.03万多个生产队， 通电话的占10.4%。1959年， 为配合各部门经常布置任务、指挥生产、交流经验， 全省各地开办了会议电话业务、农村会议电话终端， 1959年即达4 669部， 1960年达5 255部， 以后又渐渐下降并趋于平稳。这期间出现的问题是， 不顾成本、不计效益、不根据社会需要， 盲目发展。在建设中不仅刮“共产风”向有关部门搞“一平二调”， 而且采取竭泽而渔的办法， 把维持农村电话简单再生产、保证机线设备正常运转的资金、物资、维护力量全部用于农村电话的基本建设。在施工中， 不讲标准， 不顾质量， 只要拉通就“报喜”， 以致有的杆路建成不久就摇摇欲坠， 许多新增的通话点音质极差， 通话很不顺畅。1961—1965年， 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 中央提出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各县组织力量对农话机线设备作了一次鉴定清理， 拆除了质量低劣的线路和设备， 对需要保留的， 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 进行修理、更换， 同时普遍加强了机线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 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经过调整，1965年与1960年比较， 全省农村电话机杆路长度为4.77万多千米， 比1960年减少25.4%; 线路长度4.59万对千米，减少了26.1%；交换点851处，减少了48.7%；交换机容量2.91万多门，减少了18.2%; 电话机1.62万多部， 减少了35.7%; 会议电话终端机706部， 减少了86.6%。调整后， 全省农村电话网络的规模基本上与我省农村的经济负担能力相适应， 从而使其能正常运转， 发挥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 全省农村电话基本上停滞不前。1975年交换机部数及杆路长度分别比1965年减少了5.3%和15.3%。尤其严重的是： 维修工作全面停顿， 到“文革”后期， 绝大部分农话机线处于失修状态， 导致不少通话点名存实亡， 有些通话点时通时断， 整个农话通信极不顺畅。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 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贵州农村电话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各县积极组织力量， 安排资金， 整治话机线设备。同时， 按照部颁技术标准， 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 提高通信质量。从1977—1987年共投资3 300万元， 改造杆路8 230千米、线路1.41万多对千米，更新机械设备1 138台， 更换了一批线径过小、锈蚀严重的线路， 制订农村电话规章制度， 培训操作人员， 健全各县农话管理机构， 使农村电话的通话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和提高。到1990年， 全省杆路2.83万千米， 线路4.77万对千米， 农村电话交换点922处， 交换机容量3.80万门， 电话机2.36万部。全省3 857个乡（镇）中通电话的有3 709个， 占95%;2.72万个村中通电话的有5 342个， 占19.6%。
总之， 农村电话经过新中国成立后41年的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90年与1949年比较， 农话杆路长度增长2.42倍； 线路长度增长9.12倍； 交换机容量增长4.54倍； 电话机增长3.09倍。1990年全省农村电话用户达到1.61万户，通信业务量达758.9万张、258.03万元。此外， 农村电信网络上还大量装备了载波机、特高频收发讯机。在部分县安装了S.R一点多址用户无线电话系统， 增强了农村通话能力。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农村电话在经营方式上也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国家、企业、集体和个人多种形式并存的局面。
2. 农村电报。自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 贵州建成第一条电报线路后， 农村电报发展一直十分缓慢。到1949年11月贵州解放时， 仅有贵阳至马场坪、扎佐， 遵义至鸭溪、松坎， 关岭至永宁、马场坪， 马场坪至平越（今福泉县城）, 湄潭至永兴， 风岗至永兴等几条电报线路。广大农村山区基本上没有通电报。新中国成立后， 农村电报不断发展， 1952年农村邮电局、所中可以办理电报业务的仅有13处，1957年发展到72处， 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达703处， 经过1961—1965年的调整后下降为479处，1966—1975年又有所增加， 达693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农村经济有很大发展， 因而也促进了农村电报业务的发展。到1990年农村邮电局、所中可以办理电报业务的有1 040处， 占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