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左”的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教育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62年10月，中共贵州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部署在农村开展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由于人民公社发展太猛，仅仅3个月的时间，入社农户即占全省总农户的99.7%，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而且当时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提出要在几年内实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因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很快刮起来。加上批判“农业增产有限论”，提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放所谓高产卫星。高估产带来了高征购，随后又搞“反瞒产私分”。还有，为大办工业筹集资金，强行收回银行在农村发放的贷款。这一切，使农村形势急剧紧张起来。从1958年冬季起，全省各地开始出现粮食和主要副食品供应不足的情况。遵义县三岔乡的民办教师写了一副对联：“数米而炊，便便夸大腹；添衣无票，瑟瑟斗寒风”。这是对当时农村困难生活的真实写照。1959年1月开始整顿人民公社，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转变，收效不大。而且，1959年7月“庐山会议”决定清算“右倾机会主义”以后，本应继续深入进行的纠“左”，迅速转为错误的反“右”，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1960年冬开始整风整社，许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由于要“把三面红旗举得更高”，问题解决得并不彻底。几经折腾，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社员对集体生产丧失了信心，用农民的话说是“灰心定了”，生产情绪低落。因此，1960年秋，贵州农村出现了“包产到户”的现象。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这种现象未能进行深透的剖析，反而认为“各地所出现的包产到户，其实质都是由集体退回到单干”，必须认真纠正。1962年冬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展开的。按照省委的部署，这项教育的主要任务是：“针对着农村中的单干风和损害集体经济的各种现象，划清农村中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主要是集体与单干的界限，以提高广大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保证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教育的内容大体上是这样几个部分：首先，从形势宣传入手，在群众中广泛讨论形势好转的原因，驳斥“单干吃饱饭”的论调。其次，大讲阶级、阶级斗争，宣传闹单干、搞投机倒把活动等是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这些活动正与地主阶级的复辟阴谋相吻合，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与封建势力总是明来暗往拉扯在一起，成为既有内部矛盾又有敌我矛盾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再次，大讲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和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广泛宣传《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这项教育，首先是训练干部，召开了三个三级干部会，即省、地、县三级干部会，县、区、社三级干部会，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号召干部：自觉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搞包产到户，不做投机买卖，不贪污盗窃，随时警惕和防止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一层一层地训练干部以后，在生产队也是一层一层地发动，先党内，后党外；先在贫农下中农中进行教育，再开全体社员会进行教育。有个别地方还建立了贫下中农的组织。全省这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历时5个多月。据中共贵州省委1963年5月向中央报告，经过这次教育，单干风和侵占集体财产的情况已被制止，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由15%降为2.7%。但认为“这个运动还只是一个开始。运动中真正做得很充分的地方还是少数；大部分地区，虽然收获也不少，但是教育还很不深入；还有10%到15%的生产队没有及时开展运动或走了过场。”“有一少部分教育不够深透的生产队，在运动过后，已出现‘返潮’现象，又有人闹包产到户。”
就在上述这个报告发出不到1个月，中共贵州省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各地委都有2—3个书记、省委各部委和省人委各厅局党组都有两个领导干部参加)，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7个附件，着重解决对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认识问题，然后根据中央的通知和西南局的工作部署，对如何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作了初步安排。会议认为贵州“去冬今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仅仅是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始。目前，阶级斗争的盖子并没有完全揭开，贫农、下中农阶级队伍还没有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干群关系问题基本上没有解决，敌人也没有受到狠狠的打击。”初步计划用两个冬春的时间，分期分批地在农村进一步开展以阶级、阶级斗争为纲，以“四清”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教育，首先是向干部和群众，宣传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指示。为了让干部、群众更好地领会这一指示的精神，开展运动的社、队，普遍运用了回忆对比，忆苦思甜，讲家史、村史、社史，实物展览等方法，用当地活人、活事，进行生动实际的阶级教育。各级干部带头回忆对比，培养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在大小会上忆苦、诉苦，然后分析提高，挖苦根，找甜源。在这基础上，揭敌情，查上当，讨论“敌人为什么这样猖狂？”“我们为什么上当？”“是阶级亲还是家族亲？”“封建迷信有什么危害？”等问题。在揭阶级斗争盖子的时候，引导干部和群众揭发阶级敌人破坏集体经济的各种罪恶活动。据贵州第一批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公社上报的材料称，四类分子中有直接出面或威胁干部分田到户的，有煽动群众闹单干的，有破坏、盗窃和侵占集体财物的，有搞投机倒把的等等。认为在农民群众中也确有百分之几的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包括少数老上中农和少数在合作化以后依靠不正当的收入而富裕起来的人），一有机会就要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阶级敌人破坏集体，煽动单干，往往是和这少数人纠合在一起的，云云。在揭敌情，查上当的基础上，开展了“四清”工作，并把它作为运动的要点。当时的“四清”，是清工分、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解决干群关系上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在这次运动中，还进行了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整顿农村基层党组织，教育和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工作。
第二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公社，运动尚未结束，1964年7月，中共贵州省委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批补课的部署意见》，指出：“为了贯彻执行中央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深搞透的指示，决定把第二批开展运动的一千多个公社分批补课，保证质量，达到‘双十条’的要求和毛主席指示的四条标准。”当时认为，第二批开展运动的公社大致有3种情况： 一种是基本上搞得好的，一种是不深不透的，一种是走了过场的。按照中央、毛主席最近的指示衡量，即使搞得比较好的社队，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并且有一些重要工作还没有做。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深入地检查前一段运动的进行情况，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和5个要点，扎扎实实地把运动搞深、搞透、搞好。
当时认为，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是衡量社会主义教育是否搞好的一条重要标准。如果贫下中农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四清是搞不彻底的，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是不可能回头的，阶级敌人也不可能真正制服。因此，补课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深入进行阶级调查，首先搞清是真贫下中农还是假贫下中农？还组织干部和贫下中农群众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按条例规定的原则，整顿初步建立的贫下中农组织，纯洁参加组织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使贫下中农真正心中有数。
补课要求进一步把“四清”搞彻底，教育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采取上下结合、反复清查的方法，把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包括信用社等单位的“四不清”情况彻底搞清楚，并严肃认真地进行退赔，坚决把干部多占工分的一切漏洞堵死，取消一切不合理的干部补贴。而且要教育干部，“懒、馋、占、贪”都由懒而来，干部要自觉地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补课要求审定阶级成份，建立阶级档案（包括干部四不清的档案）。要求划清阶级阵营，弄清依靠谁、团结谁、谁是阶级敌人。同时通过这件事对群众和干部深入进行阶级教育，依靠贫下中农，把坏人清查出来，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
补课要求认真地进行整党。对于犯错误的党员严肃认真地进行处理，坚决清洗坏人，纯洁和健全各级领导核心。
为了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深搞透，还要求建立一支强有力的专业队伍，全省工作队的干部经常保持在两万人左右。
196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从全国抽调2 000名干部到贵州工作。在这之后，贵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是由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西南局直接派工作团领导开展的。“四清”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调子提高了，由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主要是清经济），提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而且首先是清政治。清政治的目标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工作团的负责人认为：贵州最大的“四不清”就是农业上的单干。对包产到户的定性也上纲了，说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教育干部和群众的基调是：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带头搞单干，多占好田好土，大量侵占集体的土地，大量开荒，拉牛拉马，把集体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还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出租土地、雇工剥削、放高利贷；有的跟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亲亲热热，称兄道弟，专门欺侮贫下中农；有的干部当了地、富、反、坏的“大红伞”，成了敌人的代理人，“挂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的事”，像红皮白萝卜一样。在这些干部中，有少数是钻进来的地、富、反、坏分子；也有一些原来是好干部，以后变坏了；有的像吃了迷魂汤，不知哪条是正路，那一条是歪道。他们自己不走社会主义道，还要反对别人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按照他们这种办法搞下去，用不了多久，贵州就会变颜色，人民的天下就会变成地主、富农的天下，贫下中农就要受剥削、受压迫。如此等等。
贵州的“四清”运动，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纠正单干。第二阶段，是在巩固集体的基础上进行“四清”。1965年1月，中央作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根据中央《二十三条》，1965年2月20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坚决纠正各种形式的单干和变相单干，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争取今年农业丰收的指示》，决定“把纠正各种不同形式的单干和变相单干，作为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项中心任务。集中力量，在全省范围内，打一个坚决纠正单干活动的歼灭战。”“以党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为武器，切实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通过回忆对比，提高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把各式各样的单干和变相单干揭深揭透”。根据省委的部署，全省抽调了公社以上各级干部3万多人组成社教工作队，训练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近1万人，听到宣传“二十三条”的约1千万人。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个别地方、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夸大为严重的、尖锐的、普遍的阶级斗争，认为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因而把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看成是当时城乡中的根本问题；同时错误地认定中共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结果使一度被纠正的“左”倾错误又在全省城乡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影响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