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农村商品生产

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进一步加剧，安徽农村自然经济趋于解体，农产品出口的迅速增长及国内买办、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对农产品原料需求的增长，刺激了安徽农村商品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
1.农产品商品化进程。安徽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及经济作物的发展上。从近代安徽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来看，呈现出一种相互交替、此起彼伏的阶段性特征：茶叶自1870年左右步入极盛时期后至19世纪末逐步走向衰落，稻米、蚕丝生产取而代之至20年代后开始走下坡路，继而棉花、烟草商品性生产崛起直至战前(1937年)。
(1) 稻米等粮食作物生产及出口迅速增长。安徽沿江和巢湖一带是重要的稻米产区。19世纪后期，江浙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因种植经济作物缺粮而增加了对安徽稻米的需求，这使安徽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稻米出口逐渐增加，芜湖米市也应运而兴。1877年，芜湖海关出口稻米仅6 761吨，至1894年达17万吨，商品率为11.3%;1905年，出口42吨，商品率28%;1919年，鼎盛时期出口44万吨，商品率高达38.1%。芜湖米主要运往广州、潮州、宁波、烟台等地，少量销往国外。与此同时，小麦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也有所提高。1886年，芜湖海关出口小麦仅130吨，到1902年增至1.6万吨。其他粮食作物出口如大豆在该期间也有所增长。
(2) 茶叶生产和出口先盛后衰。安徽种茶历史悠久。鸦片战争后，国外对华茶需求量剧增，刺激了安徽农民的种茶积极性，茶叶生产及出口逐年增加。1870年前后，黟县人余干臣试制出祁门红茶，投放国际市场后受到青睐，使茶叶生产迅速扩大，安徽茶叶步人极盛时期。1862—1874年，安徽茶叶出口额约在7.5万吨左右，占当时全国茶叶输出量的2/3。皖南茶叶部分由芜湖出口，大部经屯溪运至上海出口；皖西茶则运至天津、山西等北方各地销售，部分由陆路对俄出口。安徽近代初期茶叶生产繁荣背后潜伏着危机。鸦片战争后，茶叶未像其他大多数农产品一样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冲击走下坡路，原因在于当时国外茶叶生产尚不具规模，广阔的国外市场给中国茶叶生产和出口提供了一个获利的“时间差”。至19世纪末，印度、爪哇等殖民地茶叶产量和销售量迅速增加，安徽茶叶生产便逐渐陷入困境。1919年，产量仅有1.6万吨，抗日战争前较高的1934年，产量也只有1.74万吨。抗日战争期间，安徽茶叶外销阻滞，产量锐减，1939年，全省茶叶产量为8 992吨，较战前减产一半。
(3) 棉花生产有所发展。鸦片战争前，安徽利辛等县农民已经种植棉花，但主要是自用，用来交换的很少。至甲午战争前后，淮北植棉区域逐渐扩大，萧县、砀山等县砂质地带也开始大量种植。20世纪初，沿江的东流、和县、宿松、望江等地棉花种植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大。1919年，安徽棉花种植面积47千公顷，皮棉产量6 300吨；1923年，种棉面积扩大到67.7千公顷，皮棉产量1.11万吨；1924—1931年种棉面积及产量均呈下降趋势，1932年后回升，至1936年全省棉田面积达93.6千公顷，皮棉产量3.02万吨，创近代最高纪录。安徽棉花生产的发展，主要受国内外棉纺织业发展的影响。1878年，芜湖出口棉花仅49吨，至1894年达1 033吨。20世纪20年代，安徽沿江等地所产棉花主要运销南京、镇江、上海等地。
(4) 蚕业、烟草等经济作物生产相应发展。公元前，安徽就开始栽桑养蚕，明朝初年范围有所扩大。1872年，青阳人曹笙南撰写出蚕桑科技书籍《五亩居桑蚕课》。因受蚕丝出口畅销刺激，晚清时期安徽滁州、霍山及沿江的安庆、芜湖、池州，皖南的石台、宁国等地相继从江浙等地大规模引进桑苗广为种植。20世纪初，在全椒、舒城、宁国、太和、南陵等地相继设立了一些传授植桑养蚕技术的学堂、讲习所及试验场，蚕业生产遂成为安徽长江两岸农民的一项重要副业。1916年，安徽全省养蚕农户达9.26万户，蚕茧产量5 900吨，蚕丝产量763.8吨。安徽生产的蚕丝除销往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外，20年代还经芜湖海关年出口蚕丝约300吨。自1925年起，安徽蚕业生产因外丝倾销逐渐低落，至1934年蚕丝产量仅有385.6吨。
烟草于明末清初传入安徽，并在宿松、定远、凤阳一带逐步推广。1916年，安徽种植烟叶（晒烟）8.8千公顷，产量4 604吨，平均亩产35千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烟草公司在凤阳等地分发美烟种子并在门台子兴办烤烟厂，烤烟种植在凤阳、怀远、定远等地扩展开来。1919年，安徽35个县种植烟草12.5千公顷，烤烟产量4 762吨。此后，除1924年和1925年外，年产量徘徊在1 300～1 400吨左右，1933年后产量回升，1937年，创近代最高纪录达1.36万吨。1925年，民族资本的大来卷烟厂在蚌埠创立，安徽当时与山东、河南并称为国内三大烤烟产区。
(5)农村商品贸易关系发生较大变化。1876年以前，安徽的商业资本主要由封建性商业和个体商业构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从事盐、茶、米、丝、纸等贸易的徽商。芜湖开埠后，帝国主义商业资本开始侵入安徽，民族商业资本也悄然成长，徽商则在这两股势力夹击下日趋衰落，安徽商业资本构成发生较大变化，半封建、半殖民地特点更加明显。国外资本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使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趋于解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徽农村商品贸易的活跃。1876年后，安徽农村集镇发展较快，据统计，光绪初年全省已有468个集镇，大多数集镇为隔日或隔3～5日一次的“露水集”。1899年，芜湖海关进口鸦片、洋纱分别为160吨和3 400吨，洋布51.4万余匹，这3项货值约占当年芜湖海关进口货值的4/5，仅洋布一项按当时安徽人口计算平均每人0.47米。20世纪初，芜湖海关进口日用百货品种增多，数量增加，如煤油、染料、洋钉、洋皂等几乎应有尽有。1926年，进口白糖1.625万吨，平均每个安徽人0.75千克。洋纱的大量涌入首先使安徽农村“纺”与“织”分离，继而洋布取代土布使农户“耕”与“织”分离。1935年，安徽41个县统计表明，购买洋布的农家占43.3%，手工织布的农家仅占29.8%。就地区而言，先是沿江农村耕织结构发生变化，然后扩展到两淮地区。随着廉价洋货倾销市场，安徽农家愈益仰赖市场的供给，缺乏资金又推动农户销售更多的农副产品，这使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村商品贸易活动趋向活跃。芜湖辟为通商口岸后，洋商在安徽搜购输出的商品主要为米、丝、茶、菜籽、豆、花生、鹅鸭毛、禽蛋及铁矿石。1928年，安徽出口鲜蛋11 223万枚，价值117.8万两银，居全国32个海关鲜蛋出口的第2位，占当年全国蛋类输出量的1/6。1884年，出口豆类1 069吨，1905年为5 992吨，1936年达11 206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掠夺安徽原材料和农产品，1941年一次就调进麻袋250万条，抢购粮食200万石。
2.农村手工业。安徽手工业历史悠久，不少手工业品技艺精湛，誉满中外，素享盛名。安徽手工业主要是以当地原材料为主的加工业，主要有棉纺织、制茶、造纸及文房四宝、缫丝与丝织、印染、面粉、榨油、酿造、碾米、淀粉、制糖、制烟、舒席、陶瓷、藤竹器、漆器、农具、铁器、木刻、草帽辫等。
棉纺织业是安徽农村的传统家庭手工业。19世纪后期，洋纱布由南向北逐渐占领安徽市场，致使农村民间手工纺纱业首先衰落。手工织布业较手工纺纱业遭冲击较轻，由于洋纱源源输入及国内纺纱业的发展，促使安徽农村手工织布业在20世纪初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1926年，怀宁约有织布机1 000余架，使用铁机者约占90%。除较多使用铁机外，原料也由机纱代替了手纺棉纱。1916年，安徽织布户有1.43万户，从业者3.32万人，年产土布168.6万匹。1934年，安徽60个县产土布209.6万匹，产值达445.3万元。
手工制茶业是皖南、皖西等地农村的传统家庭手工业，20世纪20年代后走向衰落。手工制茶分粗制和精制，粗制由茶农自理，精制由茶号进行。19世纪后期，皖南绿茶精制中心在屯溪，红茶精制中心在祁门，皖西茶叶运销中心在六安；当时屯溪镇较大规模茶号约100余家，受雇人员达1.5万余人，祁门茶号约180余家，全省茶号计达千家以上。手工制茶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锡罐业、茶箱业及篾箱业的发展，屯溪茶叶外销鼎盛时镇上有从业户36家，年制锡罐25万只、木箱10万只以上。
“文房四宝”业指宣纸、徽墨、歙砚、宣笔，是安徽久负盛名的传统工艺工业。文房四宝业原料产自当地，生产历史悠久，制作技术精湛，产量有限，外国商品无法取代，因而在鸦片战争后的洋货倾销中幸存下来。至于20世纪初，徽墨仅胡开文墨店年产额即达15万元；宣纸仅泾县就有生产槽户百余户，年产额1.5万件，产值145万元。“文房四宝”主要出口日本、欧洲等地。30年代后，因战乱、原料及捐税原因影响，“文房四宝”生产逐渐低落，1935年宣纸年产仅3 600件，产值31万元。抗日战争爆发后，皖南宣纸生产槽户仅存8家。
缫丝与丝织业是近代安徽农村流行的家庭手工业。1916年，全省有丝织户297户，产值23万元；1920年，安徽48个县计有缫丝户4 609户。其他流行的农村家庭手工业(按1916年产值排序)主要有：淀粉类6 642户2 340万元、榨油4 323户1 878万元、靛青4 294户214万元、酿酒2 707户194万元、制烟2 103户175万元、砖瓦2 572户159万元、制糖498户106万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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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农村商品生产

在近代，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加紧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从而打破了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刺激了农村商品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
1.农产品商品化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并直接干涉中国农业生产。美国曾先后派人来中国考察棉花、烟草、蚕丝、大豆等生产，要求北洋政府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以便为其提供优质工业原料，从而使农产品生产逐步商品化。
(1)引进良种发展棉花生产。山东植棉历史悠久，明清时代就有较发达的棉纺织手工业，产品远销外省。但是当地棉花纤维短硬，品种多而杂，不适宜作大工业加工原料。因此，从30年代初开始引进优质棉种。1932年，夏津县引进的美国脱字棉亩产籽棉90公斤，而普通棉只产50公斤左右；同年，脱字棉每50公斤售价46元，而本地棉只能售40元。农民见脱字棉产销良好，争相种植，1933年便扩大到4万余亩。1933年全省产棉近7.5万吨，其中能纺20—40支纱的原料占60%。
山东棉花生产的发展，主要是由国内外棉纺织业的发展所促进。1910年，由山东输出的棉花约750吨，1911年达2 000吨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使民族纺织工业得到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又乘机夺取青岛，8年时间在青岛建立了6处纱厂，青岛成了近代中国纺织工业的中心之一。由于国际市场和国内纺织工业的需要，棉花便随之发展：1925—1928年间，山东植棉面积在300—330万亩之间，1931年便扩大到790余万亩。30年代前期，全省籽棉常年总产量在32万吨左右，1930、1931年皮棉产量年产超过10万吨，居全国第1位。1936、1937年下降为8.35万吨，占全国产量的第4位。1937年后产量继续下降。详见表14-1-6。
(2)输入美国烟种扩大烟草生产。明朝后期，原产美洲的烟草由菲律宾传入中国，山东省是生产烟草较早的省份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前，临朐、临淄两县已有10%的农民种植烟草，但全省种植面积不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烟草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不断分发美烟种子，从此美种烟在山东潍坊地区
表14-1-6 1937—1946年山东棉花生产情况

年 份	面积（万亩）	产量（吨）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1946年	557.5 278.7 176.2 142.6 354.1 488.0 339.4 285.4 288.3 255.6	81 500 48 600 32 600 16 800 54 750 67 150 30 600 39 850 34 950 25 000

发展起来。山东从美国输入的烟种，大部分在胶济铁路沿线各县种植，从1913—1931年，美种烟栽培面积和产量增加了400倍以上。1916年山东省产烟只有1 089.6吨，1925年达13 620吨，1933年全省植烟县达37个、植烟面积41万多亩，年产63 786.15吨。山东生产的烟叶，主要是供给外国资本烟厂和出口，只有少部分供民族企业烟厂。1930年，仅从青岛就输出烟叶12 206.8吨。
(3)大力组织花生生产和出口。1890年，美国传教士带来大仁花生在山东省试种，成效甚佳，于是在黄河下游一带开始推广。1931年，山东省种植花生约300万亩，年产花生40余万吨，1933年全省种花生的县发展到80多个，面积达379.9万亩，总产529 846.15吨，山东省成为全国栽培花生最多的省份之一。
山东生产的花生，除部分供国内制作点心、糖果、榨油外，主要出口法、荷、德、意、英、美、日等国。1930年，山东省出口花生果25 961.5吨，花生仁138 254.2吨；1931年出口花生果52 014.1吨，花生仁187 131.4吨；1932年出口花生果23 334.35吨，花生仁93 148.8吨；1936年花生种植面积达440万亩，产量为66万吨，出口花生米4.26万吨。抗日战争时期，山东花生出口大减，1939、1940年，花生出口仅2.1万—2.25万吨，直至1950年花生出口才超过战前的最高水平。
(4)蚕业和其他经济作物也相应发展。山东省蚕桑生产历史悠久，秦汉时期植桑养蚕已形成规模。清朝末年，在青州设立了蚕桑试验场，辛亥革命后又设立了蚕桑学校。1920年，烟台开始改良推广柞蚕饲养；1921年，烟台设立了蚕丝学校，并先后在牟平、栖霞、文登等县设蚕桑试验场5处。据民国初年山东官厅统计，山东共有17万多个养蚕户，每年收茧为20 273.6吨（这个估计数字偏大）。1930年，山东省实业厅的报告中记载，全省养蚕较多的有40个县，全年产茧4 821.3吨。1933年国民党政府国际贸易局调查，全省养蚕的共57个县，有养蚕户369 747户，全年生茧产量5 778. 7吨。近代，山东省苘麻、姜、大白菜、大葱、大蒜、辣椒等经济作物也有了相应发展。
(5) 农村商品贸易发生重大变化。鸦片战争以前，山东的商业资本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上的封建性商业和个体小商业。1840年以后，国外商业资本开始侵入山东，使商业资本构成和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有外国侨商资本或帝国主义商业资本、买办资本、民族商业资本和中小城镇商人资本。山东商业资本的变化，直接冲击了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扩大了商品交换和农产品出口量，但是没有根本改变农村集市贸易的基本形式，农村经济仍处于半自给自足的状态。根据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统计，1935年山东农村购买粮食的农户占27.8%，购买“洋布”的占36.6%，购买“洋袜”的占36.7%，购买煤油的占92.7%，购买肥皂的占32.7%，购买肥料的占48. 2%，购买酒的占54. 9%，购买香烟的占29.3%。1933年对邹平县集市货物来源调查，50里内的货物最多， 其中80%是农产品、20%是手工业品；51—100里来的货物中手工业品占88.1%，机制品占11. 9%;101里至300里来的货物内机制品占26.1%;300里以外来的货物中机制品占44.8%。鸦片战争以后，洋商主要在山东收购当地土货、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如烟叶、花生、花生油、棉花、草帽辫、茧绸、发网等。1909年出口草帽辫16 300公斤，1919年增为262 850公斤；1909年出口丝绸9 460匹，1919年增为15 094匹。1935年山东花生的出口值为1200万元，花生油出口值为960万元，，烟叶出口值为390万元。山东花生米出口约占全国出口的50%—60%，花生油出口约占70%。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山东的掠夺，廉价购买大量的原料和农产品，1938年从山东搜刮茧丝227 477公斤，1939年为41 391公斤，1940年92 050公斤，1941年1 616公斤。
2. 农村手工业。历史上，山东素有发达的手工业，产品精细，花色品种多样，质量优良，深为国内外消费者喜爱。山东手工业主要是以当地原料为主的加工业，主要有棉纺织、缫丝与丝织、花边和刺绣、发网、酱菜、面粉、酿酒、榨油、粉丝、果品加工、制烟、农具和铁器制造、木器、条编、苇席、造纸、陶瓷、玻璃和琉璃、草帽辫、阿胶业等。
棉纺织业，是山东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历史悠久。但在鸦片战争之后，洋线逐渐倾销各地，致使山东民间的手纺业受到冲击而衰落。辛亥革命后，潍县有人从天津购进铁机数部，用洋线织宽面布，生产效率高，质量可与国外产品相比，远销云南、四川、贵州、河北、陕西、山西等省。1934年，潍县一带织机发展到9万余台，从业者达15万多人，每年产布约1 000万匹，价值7 500万元以上。在国外进口纱的冲击下，山东利用新设备和技术仍然使棉纺织业得到发展。据1933年调查，山东省每年生产土布约1715.2万匹，价值985.22万元。
缫丝与丝织业，是山东古老的手工业。近代的缫丝业分为厂丝业和土丝业两大类，厂丝业又分蒸气机缫丝和人力机缫丝两种。山东的人力机缫丝厂，大多分布在临朐、益都、博山、蒙阴、莱芜等。土丝业，凡产茧的山东各县都有经营，大多以家蚕茧为原料。据1933年调查，山东省产土丝的有59个县，常年产家蚕丝600吨，野蚕丝100吨，家蚕丝仅次于浙江、江苏、广东和四川省，野蚕丝居各省之冠。
花边和刺绣业，是山东农村妇女的一种家庭手工业，主要分布于烟台、栖霞、招远、荣成、海阳等地。全省经营花边的商号有139家，主要销往英、美、法三国；抗战前，山东省绣花制品每年出口17 000套，价值银元10万元左右。
山东农村的手工业多分散于各县域，一般是以资源优势和传统工艺的结合而形成产业优势，在传统经营方式的制约下艰难发展。据1933年调查，山东农村手工业收入占经济总收入的17%。但在抗战后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机器工业的排挤，山东农村手工业多已衰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