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蓬勃发展阶段(1979—1989年)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天津市水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其间，从1979—1981年，天津市水产业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的方针，认真进行水产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坚持了 “以养为主，养捕结合，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的发展方向，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重视捕捞、忽视养殖、忽视资源保护的倾向。
海洋渔业主要是调整近海作业网具，加强渔政管理，设立渔政处，组建了渔政船队，严格执行渔业繁保条例和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控制了伏季拖网作业，使近海资源得以休养生息。对损害资源严重的定置网具严格加以限制。由于多种网具作业生产的发展，初步改变单一底拖网作业的状况。经过3年调整，海洋捕捞年产量虽然有所下降，但经济品种占海产品产量的比重却由1979年50.5%上升到55.4%。
淡水养殖业快速发展，兴建商品鱼养殖基地，苗种孵化和培育以及养殖产量都在逐年增多。1981年全市淡水养殖水面达4 800公顷，比1980年扩大25%。其中： 池塘面积3 582公顷，比1980年增加13%。家庭养鱼944户，养殖水面54公顷，形成了淡水养殖业国家、集体、个人养鱼一齐上的新局面。1981年全市淡水渔业产量为7242.74吨，比1979年增加11.3%。
海水养殖，由过去靠天然纳苗养殖，转为适合天津特点的对虾和梭鱼养殖。兴办了两个国社合营养虾场和梭鱼养殖基地以及津港合作滨海养虾场。全市海水养殖水面1981年达到565公顷，比1980年扩大面积11% (其中： 精养181公顷、粗养384公顷)，养殖产量达到129吨，其中对虾77吨。
在水产供销方面，贯彻了 “放宽政策，搞活市场”的原则。扩大货源收购，平价议价一起抓，使得1981年水产品上市量达到25 573吨，加上农贸市场交易的6 770吨，按全市500万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消费水平为6.465千克，比1979年增加16.4%。
1985年初，市委、市政府在天津市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 “苦干三年，基本解决全市人民吃鱼难问题” 的号召，同年3月 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 《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提出： 中国渔业发展以养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规定水产品价格全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天津市水产业开始从重海轻淡、重捕轻养转向“以养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1985—1987年，全市共计开发养殖水面9 950公顷。科学养鱼知识的普及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以及新品种的引进，使全市水产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86年产量首次突破占全市水产品总量的50%以上。到1989年，全市淡水养殖面积达22 807公顷，比1985年的14 607公顷增加56.14%，其中池塘养殖面积13 673公顷，比1985年的6 980公顷增加95.9%。1989年全市淡水养殖总产量5.46万吨，比1985年的1.57万吨增加247.78%，占全市水产品总产量 10.37 万吨的52.61%。淡水渔业总产值7 004.93万元，占全市渔业总产值的56%。
以对虾养殖为主的海水养殖业也得到迅猛发展，形成了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新局面，养殖面积和总产量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据统计，1989年全市有海水养殖单位77个 （不含异地开发单位），其中国有22个，集体、个体 （含联合体）55个，千亩以上养虾场29处。全市海水养殖面积4 902公顷，其中对虾精养面积3 759公顷。海水养殖产量7 121吨，其中对虾产量6 915吨，对虾精养平均单产1 560千克/公顷，海水养殖产量占全市水产品总产量6.87%。与1985年相比，养殖面积增长80%，养殖产量增加了4倍，对虾精养面积扩大了1.76倍，精养单产水平提高了141.86%。
海洋渔业通过改革，形成了以国有、集体为基础和个体存在的多种经营体制，出现了渔村人口、劳动力稳定与渔业生产发展相适应的大好局面。1987年全市拥有各类型船只663艘，50 135.82千瓦，海洋捕捞产量28～147吨，占水产品总产量的34.6%。1989年海洋捕捞产量达到30740吨，占水产品总产量的29.6%。
天津市水产品市场购销两旺，逐步形成了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并存，开放式的市场流通格局。天津市生产的水产品不仅满足本市市场供应，而且开始远销“三北”地区，有效地促进了天津渔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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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蓬勃发展阶段1979—1986年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将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列为国家108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第一项。1979年8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建立省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接着各地、市、县也相继建立农业区划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财政预算科目中增列农业区划事业经费科目，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业务系统。这一次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贯彻“谁用区划、谁搞区划”的原则，除省直有关部门、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外，省、市、县分管农业的领导同志和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及技术骨干也直接参与，最多时达1 700余人，全面开展了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和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调查与评价。在全面进行农业自然资源调查评价的基础上，依据地域差异和农业生产结构布局，把全省划分为徐淮、里下河、沿海、沿江、宁镇扬和太湖6个一级农业区和45个二级农业区，编印了一套由省、市、县三级综合农业区划组成的纵向农业区划研究成果和由自然条件区划、部门区划、农业技术改造区划组成的横向农业区划研究成果。全省累计形成各种农业区划报告1 000多份和各类图件3 000多幅，以及大量的农业资源、经济信息资料。研究成果从发展大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角度，分析研究了生产、生态和经济系统的整体功能，合理确定了省、市、县的农业发展方向和途径，以及不同农业区的分工，提出了农业生产向区域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意见。这对“文化大革命”中“左”的倾向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影响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