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群众戏剧、曲艺、故事

1.戏剧。市郊农村的业余戏剧活动， 首推沪剧，其次是锡剧、越剧、山歌剧、皮影戏、木偶剧。话剧则在城镇学校的校园文艺活动中开展， 例如1930年，陈鲤庭在南汇县大团镇小学任教， 次年写成宣传短剧《放下你的鞭子》， 于10月10日在南汇惠南镇街头游艺会上作首场演出， 观众群情激奋， 反响强烈。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 该剧风行全国乃至东南亚， 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名剧。在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时期， 市郊城镇的一大批社团、学校的进步青年， 纷纷成立业余话剧团体， 演出许多反映抗日救亡， 反对黑暗统治的话剧， 成为宣传群众， 组织动员群众的有力武器。
农村逢年过节， 素有演唱沪剧的习俗。新中国成立后， 涌现了一大批业余剧团， 排演沪剧传统小戏外， 更多的是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 自编小节目宣传演出， 有的也能排演 《罗汉钱》、《白毛女》、《刘胡兰》 等大戏。1959年， 市群众艺术馆举办农村编剧、演员培训班， 培养了一批业余作者， 辅导创作演出了一批沪剧小戏。60年代初， 松江县新五公社文工团编演的 《红烧鸡》、《篱笆边上》、《新嫂嫂》、《建设河边》等小戏，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汇编成 《新五剧本选》发行全国。这一时期各县创作演出的较有影响剧目，有 《云房审经》、《双枪记》、《春耕曲》、《认羊》等。“文化大革命”期间， 业余剧团停止活动，代之以演出各种形式文艺节目的文艺小分队。
进入80年代， 市郊各区县乡镇陆续办起亦工亦艺， 以工补文的 “文艺工厂”， 演出大量传统剧目和自编、自导， 反映农村建设新风貌的好戏。至1986年， 市郊10区县共办起 “文艺工厂” 181个， 占乡镇总数的75%, 从业人员约5 000余人， 年产值超千万元， 利润的2/3用于群众文化， 是同年国家下拨乡镇文化经费的10倍； “文艺工厂”积极配合中心工作，搞文艺宣传演出， 免费送戏上门。仅南汇等7个县的统计， 这一年观众约150余万人次， 是当年专业剧团下乡演出观众的15倍。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文艺工厂”完成其历史使命， 逐步关停併转。这支队伍创作演出的沪剧小戏 《摇篮曲》、《说话算数》、《定心丸》、《换花记》、《石头赔情》、《赶不走的媳妇》、《不该枯萎的小花》、《金凤凰》、《风雨公仆情》、《苦酒》、《桃红柳绿》等， 以及沪剧大戏 《瓜园里的年轻人》、《红玫瑰》、《竹园曲》、《三朵花闹婚》等， 在上海戏剧节、“十月业余剧展”获优秀奖。《摇篮曲》参加1980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农民业余艺术调演， 获优秀节目奖。
锡剧、越剧是郊区农村流传较广的剧种。新中国成立后， 嘉定、青浦、金山等县建有专业锡剧团， 部分乡镇建有业余锡剧团。60年代涌现了 《走娘家》、《卖桃记》、《争畚箕》等一批优秀剧目。“文化大革命” 中， 业余锡剧团停止演出。1972年， 嘉定县业余作者集体创作的小戏 《一副保险带》， 由市广播电台录音并经常播放。80年代， 业余锡剧团以 “文艺工厂” 的形式， 演出 《文书记罢宴》、《第九个姑娘》、《杨通宝借妻》、《新娘抬轿》、《葡萄园里的笑声》等，在市交流演出和 “十月业余剧展” 获奖。嘉定、宝山、青浦等县部分乡镇建有业余越剧团， 但活动时聚时散。1958年， 宝山县横沙岛文化站创办的业余越剧团， 自导自演了一批传统越剧， 在岛上巡回演出。80年代初， 青浦县朱家角文艺工厂越剧团， 连续演出反映改革开放后农村生活的《墙内开花》、《苗鸡闹春》、《银花曲》等，在参加市交流演出中获一、二等奖。1983年，嘉定县曹王乡演出反映农村“种田状元”事迹的小戏《风雨同舟》，参加市首届“十月业余剧展”、第二届上海戏剧节获奖。
山歌剧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流行在崇明岛的山歌、渔歌、说唱等艺术形式发展形成的。曲调优美、质朴，有较浓厚的地方特色。1958年，山歌剧《领红旗》，首次登上群众文艺舞台，1959年，在市郊春节文艺会演中获一等奖，引起上海文艺界的重视，各报发表评介文章， 《上海戏剧》月刊登载该剧剧本。60年代初，又涌现了《梅娘与桃郎》、《搭船》、《打冬瓜》等一批好戏。“文化大革命”开始，山歌剧停演。80年代，又编演了《算命》、《陆阿大卖小布》等富有民间特色的好戏。
上海市郊的皮影戏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至20世纪30年代为鼎盛时期，上海地区有皮影戏班50个左右，但在上海解放前已逐渐衰亡。新中国成立后，皮影戏受到重视。1956年4月，市文化局举行为期3天的皮影戏展览演出，郊区推荐6个皮影戏班，演出《三打祝家庄》等一批传统剧目。嗣后，青浦县徐泾乡对皮影戏进行改革，编演了现代戏《牛是农家宝》、《开河去》等剧。“文化大革命”中，皮影戏被当作“四旧”扫除。80年代初，上海县的七宝、奉贤县的齐贤乡皮影戏班曾有演出。1993年5月，上海第二届民间艺术博览会，奉贤县齐贤乡丁家村唐宝良皮影戏班应邀参加演出。此外，崇明县的木偶戏（扁担戏）也颇具特色，1984年9月19日，汲浜镇木偶艺人朱锡山应上海木偶剧团的邀请，在上海风雷剧场为法国、日本及我国戏曲界人士演出《武松大战蜈蚣岭》等。这一年，崇明共有木偶担11副，其中汲浜就有9副。
2.曲艺。上海农村流行的曲艺形式，主要有钹子书（因果书）、太保书（锣鼓书）、什景文书和起源于寺庙宣讲“宝卷”演化而来的宣卷等。新中国成立后，快板、相声、上海说唱、独脚戏等形式也登上农村群众文艺舞台。
钹子书也称沪书、浦东说书，是流行于南汇、奉贤、川沙、松江、金山、青浦等县的主要曲种，有东乡调西乡调之分。
新中国成立前，艺人多是半农半艺，每逢庙会、节庆演出频繁。新中国成立后，浦东地区文化部门组织老艺人传授演唱技艺，培养了一批钹子书业余演员。浦东女声表演唱《人民公社斜斜好》获1959年市群众文艺会演优秀奖，多次参加各种巡回、招待演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浦东说书的创作演出也未停止，金山县山阳公社的《海圹女民兵》、川少县龚路公社的《养猪阿奶》、《卖鸡》参加市的交流演出。80年代，川沙县《断桥相会》、《阿六头》、《浦东大娘子》在市的曲艺交流演出中获奖。
1960年，市群众艺术馆搜集整理民间艺术，会同南汇县文化馆对古老的太保书的演唱形式、曲调，推陈出新，加以改革。1961年，以说唱《芦花荡里稻花香》改编衍化成新锣鼓书获得成功。1962年、1963年，南汇县先后编演锣鼓书《鸡司令》和改编《王婆骂鸡》，参加市交流演出获奖。《王婆骂鸡》在“上海之春”展演，引起曲艺界瞩目，不少专家赞扬其对民间曲艺整理创新的新成果。1964年市群艺馆举办锣鼓书传授班、培训班，向基层推广锣鼓书。1965年又涌现了《不老松》、《姑嫂比武》、《两个稻穗头》等优秀曲目。80年代，南汇县老演员带出一批新演员，先后创作演出了《桃李争春》、《电脑姻缘》等新曲目。
上海说唱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群众文艺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新曲种，60年代初开始在市郊各县推广后，涌现了《张勇擒贼》、《生命的光辉》、《姑嫂比武》、《英雄少年》等一批优秀曲目。1980年7月和1981年11月，市群众艺术馆先后举办上海说唱创作、表演培训班，邀请曲艺界知名编剧、演员来讲课并作示范表演，从而带动了市郊各县上海说唱的创作演出，涌现一大批反映改革开放后农村风貌的优秀曲目，如《阿龙打转弯》、《三难鸭司令》、《阿富根招贤》、《活包公》、《三盘磁带》、《空想万元户》等。《三难鸭司令》、《阿富根招贤》获市首届文学艺术二等奖。
其他流行于农村部分地区的曲种，如上海文书、宣卷、独脚戏，以及崇明县、松江县通过挖掘民间曲艺恢复演出的钹子因果书、扁担书、小锣书等，都创作演出了新曲目。崇明县的韵白书也是新近发展起来的曲艺形式，《第三次入党》、《李庭长索“贿”》等参加市的曲艺交流演出中获奖。《买香皂》获1989年文化艺术节大奖。
3.故事。
(1)民间故事。市郊农村素有讲故事的习俗。新中国成立后，各县文化馆把收集、整理民间文艺、故事列为主要任务之一。1956年，市群众艺术馆先后会同青浦、南汇、上海、奉贤、崇明、金山、宝山等县收集民间故事。198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民间文学》汇编工作，部分县文化馆还编印了民间故事选编。1986年3月至1988年4月，开展《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上海卷》汇编，全市组成5万人的队伍，在22个区、县全面开展民间文学普查，其中共查到民间故事19 909篇，民间歌谣23 259首，谚语8 746条，总字数达2 411余万字。
在普查到的近两万个民间故事中，选出5 420篇编成各区县的《民间故事集成分卷》，共835.4万字。嘉定县、金山县、松江县各出了3本。宝山、嘉定、上海、川沙县还出了精装本。普查中， 全市发现被当地群众称为 “故事大王”或讲故事能手的共109人。其中崇明22人， 川沙11人。上海地区流行的民间故事的品类大致有： 反封建和反压迫故事、革命斗争故事、爱情婚恋故事、名人风物故事、民情风俗故事等。通过普查同时汇编成的还有 《民间歌谣集成·上海卷》和 《民间谚语集成·上海卷》， 分别编入歌谣1 800首， 谚语17 300条。
(2) 新故事。新中国成立后， 上海农村由传统的民间故事活动逐步发展为新故事活动， 即由口头文学发展为故事创作。新故事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并且更注重自我娱乐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不但在田头、打谷场讲， 还进入茶馆、书场和剧场。因此，市、县各级党政组织及有关部门把它作为寓教于乐的形式之一， 予以推广。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 上海的新故事活动与读书活动紧密结合。1963年， 毛泽东题词 “向雷锋同志学习”公开发表后， 全市基层单位普遍以讲故事形式介绍雷锋生平， 一时间，故事活动遍及城乡。讲故事的轰动效应， 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1963年5月， 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指示共青团市委举办农村故事员学习班， 以配合当时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习班由上海市青年宫和上海群众艺术馆承办。通过培训， 市郊农村有了第一批故事员。1963年提出 “大讲革命故事”的口号。同年， 市群众艺术馆连续举办三次故事员训练班， 并创作了一批新故事， 全市有故事员约2 000余人。嗣后还举办一年一度的故事会串，故事活动更趋活跃。
“文化大革命”期间， 由于故事活动冠以 “革命”二字， 仍占有一席之地， 但内容受到限制。进入80年代， 故事员培训班、故事会串等活动又趋活跃， 至1992年， 全市共举行10届故事会串， 同时还举行新故事理论研讨。出现了一大批优秀故事， 《作弊的三好学生》获1993年文化部第三届群星奖； 许多故事作品刊登于 《文汇报》、《故事会》、《上海故事》等报刊。1990年， 市郊有10余人被评为上海的故事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