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生产徘徊阶段(1967—1977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把社会散养、农户自养的畜禽业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禁止农民家庭饲养业，没收自留地，使发展中的天津市畜牧业受到冲击，畜禽生产下降。到1969年，全市生猪存栏41.32万头，比1966年下降了39.80%。1970年，天津市出台了一系列大力发展集体养猪，允许社员经营适量的家庭养殖业的政策。如：余粮队、自足队在征购粮食时，按实有猪头数留足饲料粮外，种公、母猪由国家按季度供给饲料，缺粮队在计划内按实有(种公、母猪)头数分季供应，实行专料专用。各区、县所办良种猪场，经市批准后，按农场供料标准供应饲料。余粮队社员交售肥猪除国家奖料外，在保证完成粮食包干和超产增购任务的前提下，可适当给以饲料补助。197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养猪业的通知》，提出“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天津市及时调整养猪、养鸡政策，实行以畜禽产品换饲料的办法，生产队对农民养猪采取补助饲料粮和交肥记工分等办法鼓励养猪。实行上述政策、措施后，畜牧业生产开始转机。从1976年开始扭转畜牧业生产徘徊的局面，先后建起规模不等的集体猪场1.2万余个，其中机械化猪场10个，另建成半机械化笼养鸡场8个。天津畜牧业开始向机械化、集约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