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中国成立后

1.1949—1966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上海农业科研开始逐步兴盛。50年代前期， 各郊县相继建立起良种繁育试验场， 示范推广良种和农业科学技术。在沪的农业院校和中央研究单位， 也深入郊区农村开展农业科学实验和推广农业科技。1956年， 根据《农业发展纲要》精神， 上海市政府决定成立上海市农业试验站。1957年， 又建立了上海市畜牧兽医试验站。1958年， 先后成立了上海市乳牛科学研究所、上海市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上海市粮食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水产研究所等农业科研机构。1959年， 上海市政府将上海市农业试验站、市畜牧兽医站、市乳牛所、市农机所合并， 组建上海市农业科学研究所。50年代， 在种植业方面， 上海先后试验推广了稻、麦、棉、油等农作物良种， 完成了蔬菜、农作物地方品种整理， 出版了 《上海蔬菜品种志》， 总结推广了陈永康等农民育种和良种栽培技术经验。特别是研制成蘑菇菌种和代料栽培技术， 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和全国的食用菌生产。在养殖业方面， 猪、鸡、奶牛的良种引进， 畜禽饲养繁育和疫病防治技术， 东海渔业资源开发， “轻网快拖” 捕捞和淡水养殖技术， 以及鱼粉、鱼肝油的研制等， 均有较大的进步。50年代后期， 受“大跃进” 的影响， 上海农业科研工作也曾出现过“放高产卫星” 和大搞 “超、红、紫、电” (超声波、红外线、紫外线、电刺激)科研浮夸风和脱离实际倾向， 使科研工作受到了挫折。但从总体上看， 整个50年代， 上海农业科研工作成效明显， 取得了不少国内首创或处于领先地位的成果， 并尝试性地走出了一条农业科学研究密切联系农业生产实际、服务生产的路子。
1960年，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正式成立， 中央在上海也先后成立了水产部渔业机械研究所、上海市农药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家畜吸血虫病研究室等。为了加强对农业科技工作的领导， 由市委、市科委协调， 组织有关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科技力量，成立了上海市农业科技委员会， 制订了 《上海市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规划纲要》 (1961—1972年)。在统一规划下， 市农科院联合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复旦大学生物系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 在上海郊区建立了马桥、徐行等多个研究基点。把试验、示范、推广、科研、教学、生产结合起来， 很快取得了一批成果。仅市农科院就有32项成果。其中， 晚粳 “沪选19”、油菜 “胜利青梗”、“胜利52”、棉花 “613”、棉花河泥育苗、稻板麦、稻板油菜栽培技术， 蔬菜薄膜覆盖早熟栽培技术， 银耳菌种分离技术等成果， 均大面积应用于生产，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鱼群探测仪、鱼片联合处理机和生饲料喂猪等都是在这一时期研制推广的。通过大面积推广应用， 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2. “文化大革命” 期间。1966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 对上海农业科研是一场浩劫。上海农业科研受到冲击， 一些农业科研机构被撤销或裁并， 许多科研人员无端遭到批判、压制， 科研设备和图书资料遭到毁坏， 正常的科研秩序被打乱， 良好的科研环境被破坏。广大农业科研人员凭着对农业科研工作的热爱， 对农业科研事业的执著， 承受历史悲剧的苦楚，忍辱负重， 在险恶的环境中尽可能地坚持进行科研工作， 并尽力做出成效。在此期间， 市农科院作物所的科研人员， 育成了晚粳新品种 “新秀”、“6366新品系” (后定名为 “寒丰”)、棉花新品种 “74-9513”和 “小叶棉”， 推广了杂交玉米和棉花高产技术。“新秀”是我国首次利用花培手段育成， 为发展农业生物技术的先导。市农科院园艺所育成了 “锦绣” 黄桃、“春蕾” 白桃、“春花”水蜜桃新品种。在长兴岛的前卫农场引入 “温州蜜柑”试种成功。其中 “春蕾” 白桃是中国胚培技术用于果树育种的先例，突破了国外学者提出的桃成熟期遗传受6个主基因控制的学说。市农科院食用菌所与上海中药制药三厂等单位合作，研制成功猴头菇菌片和灵芝片剂，使药用真菌开始大批进入医药工业领域。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和上海昆虫所合作，合成了棉红铃虫性诱剂。在畜牧兽医领域，市牛奶公司于70年代初试制成第一批奶牛冷冻颗粒精液，市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完成了猪喘气病病原分离。但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农业科研工作，处于低迷状态。
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经过拨乱反正，上海农业科研工作出现了全面振兴和空前繁荣的新景象，迈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根据上海农业的发展特点和发展需要，在调整充实原有科研机构的同时，新建了上海水产研究所、上海市奶牛研究所、上海市水利设计院、上海气象科学研究所、上海市园林科学研究所、上海市饲料科学研究所等一批科研机构。与此同步，也拓宽了上海农业科学研究的领域，农业经济、区域规划、信息咨询、发展预测、项目评估、投资论证、决策咨询、农业政策等软科学研究，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另外，还强化了生物工程、持续农业、设施农业、绿色农业等新技术和新兴学科的研究与建设。上海农业科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登上了一个新高地。
在中共中央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指示精神的鼓舞下，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从而创造了显著的工作成效，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1979—1996年，先后获市三等奖以上达734项。其中，国家发明奖1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35项，国家自然科学奖4项，部市一等奖26项。1992年和1996年，农业部两次对全国农业科研单位综合科研能力进行评估，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均名列前茅。1984年，上海开始推行科技体制改革。农业科研单位采取了多种形式，推动农业科研面向农业生产，进入郊区农村经济建设主战场，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更好地为“菜篮子”、“米袋子”工程建设服务。农业科研单位普遍成立了粮食、蔬菜、瓜果、食用菌、畜禽、水产品加工等科技开发机构，积极与农业生产单位组建科研——开发——生产——加工——销售联合体，以及在郊区建立一批试验示范基地等，加速成果开发与新技术的推广。据不完全统计，仅市农科院一家，90年代初全院每年成果转化的社会经济效益就达1亿元以上。从1989—1990年底止，由市农业局、市财政局共同组织实施的农业丰收计划，通过13个技术项目的推广，获得新增产值约17 351万元。自90年代中期起，上海农业科研单位为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即“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新形势，加大了改革力度，推出了一系列改革配套举措，加快了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进程，增强了竞争与市场意识和农业科研机构自我发展的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发展农业科研的新局面。
自1979年起，上海农业科研机构努力开展了与国外的农业科技交流和合作研究，先后与美、英、法、德、日、荷兰、意、加、澳等国的农业科技机构建立了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关系。据不完全统计，至1996年底，来上海参观访问和合作研究的外国专家学者达9 000余人次，出国进修、考察、合作研究、参加学术会议的人员达500多人次，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发表科研论文100多篇，为数不少的科研人员参加了各类国际学术组织。在此期间，中英猪育种、中加油菜育种等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先后在上海召开。从而使上海农业科研能较快地与国际接轨，缩短了与发达国家在农业科技上的差距，在一些新兴研究领域赶上了发达国家，甚至有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随着上海的振兴、崛起和国际化现代大都市建设进程的加速，上海农业科研正在加快发展步伐，迈向新的技术高地，迎接新世纪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