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

1954年4月，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1954年至1956年发展养猪计划”，提出“养猪积肥，增加首都肉食”，要求到1956年养猪达到30万头。在以私养为主的基础上，制定了社繁户养、自繁自养、私养公助的养猪方针。生猪收购开始实行计划收购，预付定金，每卖给国家1头肥猪奖励50公斤精料和200公斤糠。1954年全市商品猪达到40万头，出现了京郊养猪生产的第一个高峰。
1956年京郊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私有牲畜逐步过渡为集体所有，只允许社员饲养一定数量的畜禽。养猪生产方针调整为“发展集体养猪，实行社繁户养，自繁自养”，农民家庭养猪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生猪生产下滑。1957年虽然适当提高了收购价格，加强了养猪生产的领导，成立了北京市生猪生产办公室，但大多数社员害怕平调归集体仍不愿养猪。1957年全市商品猪下降到22.6万头，比1954年下降43.8%。
1958年至1961年，京郊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共产风”和“浮夸风”，加上全国范围的自然灾害，使养猪生产受到巨大损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社社队队大办集体猪场，将社员养猪“一平二调”，无偿拨给集体猪场，户养的2.6万头母猪全部作价归公入社。严重挫伤了农民养猪生产的积极性，农民养猪数量大减。加上由于自然灾害，粮食减产，集体猪场精粗饲料不足，1960年下半年猪只开始大量死亡。1961年存栏猪下降到60万头，当年出栏猪下降到15.5万头；商品猪下降到9.3万头，均低于1949年的水平。
针对养猪生产急骤下降的形势，1960年下半年北京市委成立了畜牧领导小组，并成立市畜牧办公室。从1961年开始调整养猪生产方针，将1958年以来执行的“以公养为主私养为辅”的方针，调整为“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开始纠正大跃进时的平调错误，对平调社员的猪只进行了退赔。
1962年，全国开始进行国民经济调整，重新制定了养猪生产的方针政策，提高了养猪留料标准，调整了生猪收购地区差价，养猪生产出现转机。当年，北京市商品猪就恢复到22.7万头。1963年，北京市成立了养猪技术领导小组，领导全市种猪场开展育种工作，全力办好种猪场，在全市推广普及养猪科学技术。1964年，北京市召开了养猪会议，重申“公养私养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养猪方针，争取1965年北京郊区商品猪达到100万头。要求要像抓粮食生产一样抓养猪生产，把养猪生产当政治任务来抓。会后各区县纷纷行动起来，都成立了畜牧领导小组，由主管书记或县长任组长。养猪生产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市存栏猪达到145万头，商品猪达到93.4万头。出现了养猪生产上的第二个高峰。
正当郊区养猪生产蓬勃发展的时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文革”期间把60年代初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各项政策，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加以批判，取消或限制社员家庭发展副业，取消了扶持养猪生产的各项政策，把收购生猪奖励和养猪留料当作物质刺激加以批判，狠斗社员养猪的“私”字，甚至树立了农户不养猪的先进典型。社队取消了给社员养猪的饲料粮，将自留地收归集体。农民养猪积极性再度受挫。养猪生产逐年下降，1970年商品猪降到65万头，比65年下降了30%。养猪生产再次降至低谷。
1970年以后，北京市积极贯彻周恩来总理在北方农业会议上提出的“积极发展集体养猪，鼓励和支持社员户养猪”的精神，逐步恢复了“文革”以前国家支持集体和社员养猪的各项行之有效的政策，提出争取在3～4年内，发展到每个农业人口一人一头商品猪。1972年，全市商品猪突破百万大关，达到125.6万头。这一时期，养猪生产技术开始得到开发研究和推广应用。开展了猪人工授精的研究推广、猪的杂交利用、一条龙直线育肥技术等，使养猪生产水平有所提高。
这一阶段，农村养鸡同样受到“左”的干扰，经受了挫折。特别是大跃进和公社化时期，农民养鸡急剧下降。1958年郊区鸡蛋收购为306万公斤，而1959年骤降至156万公斤，下降了一半。1962年以后逐步回升，到1966年又增长到780万公斤。“文革”期间，养鸡处于徘徊，鸡蛋收购量在600万～800万公斤左右。1976年为最低谷鸡蛋收购量为617万公斤，当年郊区养产蛋鸡在150多万只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