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负担的成因

河南省农民负担问题，突出表现是农村“三乱”(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及各种名目的摊派，在一些地方未得到有效治理，超越了农民的承受能力。比较突出的有：教育集资、公路建设集资、程控电话集资、水利集资、计划生育乱罚款、中小学、土地部门、民政婚姻登记部门乱收费、基层干部强迫农民交纳种植保证金、平摊农业特产税、强制统一保险、强行摊订报刊等。特别是农村教育集资审批权放到县级后，一些地方不认真按照规定程序办事，出现随意增加、改变集资范围和用途，或擅自下放权力的现象。农村“三乱”是导致农民负担重的主要因素。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1.认识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想问题、办事情脱离实际，急于求成，不考虑实际需要和当地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不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认识不到减轻农民负担对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确保农村社会稳定，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也就没有真正地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有的甚至把发展经济与减轻农民负担对立起来。在这种错误认识支配下，有的为片面追求“政绩”，有的片面强调发展本部门事业，把筹资来源过多地放在农民身上，有的甚至巧立名目，变换手法，暗中仍在继续执行已被中央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造成农民负担加重。
2.资金管理混乱。有些地方农民负担资金收支随意性很大，缺乏严格约束，造成平调挪用，甚至贪污挥霍。这样，必要的开支不足，还得向农民要，导致重复收取。
3.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加重了农民负担。县、乡吃财政的人员太多，不仅造成经费开支太大，而且很容易造成非组织化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吃拿卡要现象。加之很多地方二、三产业薄弱，集体经营性收入很少，乡、村必要的经费开支和各项建设资金缺乏来源，很大程度上依赖收取统筹提留费和向农民集资、收费、罚款。
4.国家对农业投入严重不足，使一些本应由国家投资的社会事业转嫁由农民承担。如一些系统制定的投资办法，要求层层匹配资金，不到位就不投资。有的地方和部门制定发展规划，在资金缺口较大的情况下，大都提出所谓“人民事情人民办，大家一齐作贡献”。执行的结果：“国家投一点，地方筹一点，农民集一点”的“三点政策”，在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变成了两点或一点，多渠道变成了单渠道，大头由农民负担。此外，一些地方财政预留口子过大，本该财政解决的困难，也分解到基层，放手让下面去筹集解决，最终大都转嫁为农民负担。
5.物价原因使农民隐性负担增加。1994年以来，国家虽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但与市场价格仍有较大差距。据有关部门统计，1995年河南省小麦、玉米、籼米三个主品种的定购价与市场价分别相差49.1%、81.7%、50%，全省农民仅此一项就少收入18亿元，人均23元多。与此同时，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连连攀升，剪刀差进一步扩大。据统计，1995年农资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增长25.8%，其中，化肥上涨31.7%，尿素上涨45.8%，农药上涨27.4%，农膜上涨36.8%。农电价格、农村信用社利率，也都高于城市。1995年农村商品零售价格水平增幅比城市高出3.2个百分点，诸种因素使农民增收难度加大，支出因素增多，隐性负担加重。
6.监管乏力。主要表现在：
❶一些地方在机构改革中体制尚没理顺，人员不足，经营短缺，行使职权困难；
❷对违反《条例》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缺少一套可行的处罚办法和刚性手段；
❸教育集资权限下放到县级后，没有一个量的控制，客观上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❹乡、村集资都需经省审批，具体操作困难，一些地方既知审批获准不易，于是，不经审批擅自集资现象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