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全面崛起阶段1979—1983年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浙江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把发展社队企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来抓。在指导方针上，明确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四大支柱之一”，列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从省、市、县和公社各级领导不断清除“左”的思想，为社队企业正了名，给农民办厂经商吃了定心丸；在政策上，对社队企业给予照顾和支持，如允许社队办农副产品加工厂，适当减轻社队企业的税收负担，允许社队企业的产品价格有一定的浮动幅度，在银行贷款、支农资金上给予照顾等；在管理上，建立了“定时间、定产量、定质量、定消耗”为基本内容的生产责任制，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在技术力量上，允许聘用离退休老工人当技术顾问，或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聘请“星期天工程师”；为加速发展社队企业，各级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采取了上述措施后，浙江省的社队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特别是家用电器和纺织印染等行业发展更快。家用电器行业成为分布最广的行业之一，其主要产品如灯头、插座、开关、收音机、电视机、天线、电烫斗、电茶壶、电炒锅、热水器等几乎占了省内60%的市场。纺织印染行业成为浙江社队企业的一支劲旅，在绍兴、杭嘉湖地区发展最快，其中绍兴、德清两县在1980—1983年间，社队两级创办的纺织印染企业就有200多家；从1980年起，全省纺织印染行业连续4年创产值、销售和利税第一。
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指引下，从80年代开始，浙江一些商品意识强的农民，或三五成群，或孤军出击，携带自己生产的商品，走出家门，跨越省界，遍及全国，形成一支10万之众的营销大军。这当中温州人居首，义乌人次之；集体企业的供销员占30%，个体私营企业外出经商的占70%；其中南下广州、深圳一带的有3万余人，北上东三省和在西北的有4万人左右。这种主动送货上门的营销策略，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主要有：
❶拓展了销售渠道和市场空间，使产销率提高到95%以上；
❷现炒现卖，使商品尽快转为货币；
❸带来了用户的产品需求信息，有利于企业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如永嘉县桥头镇，过去是一个名不经传的穷山岙，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这个镇的农民家家户户做起钮扣生意，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人背着自家生产的钮扣到全国各地推销，然后又将外地生产的不同款式的钮扣买回来作为样品仿制，如此锲而不舍，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使钮扣品种达到近千种之多，在山岙里建起全国最大的钮扣市场，成为闻名遐迩的钮扣王国。
由于政策宽松，引导正确，措施得力，这5年中，全省新增规模不等、所有制形式不同的各类企业5 200多家，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约80万人。随着企业总量的扩大，生产力水平也有所提高，到1983年底，全省社队企业总产值达到80.57亿元，比1978年增长2.71倍，平均每年递增11.13亿元，上交国家税金6.44亿元，占全省工商税的18%。1983年，有26个县（区）社队工业总收入超亿元，其中最高的绍兴县达到9.58亿元； 有176个公社的总收入超千万元； 有1 385个企业总收入超过百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