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从1957—1966年，山东省农村治安问题和刑事犯罪活动波动较大。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公安机关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地、富、反、坏及刑事犯罪分子进行了适时的打击。为加强农村户口管理，1959年经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在人民公社设立了专职户籍员，组织力量对农村人口进行了全面普查，挖出漏网的反革命分子3 600多名，清查出四类分子2.5万余名，抓获了一批流窜犯、历史特务、潜伏特务，同时控制了人口外流，对促进生产发展起了积极作用。1963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公安机关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对犯罪分子打击和教育改造相结合，把各类案件的发案压到了建国以后的最低限度。“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主义法制被践踏，公安机关被砸烂，农村社会治安秩序一度出现了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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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后，广大农村治安形势较好，农业生产发展较快。3年自然灾害时期，刑事发案数量猛增。对此，各级政法机关依靠广大群众，强化对地、富、反、坏分子的监督改造，加强对各类刑事犯罪分子的打击，使农村刑事案件发案数迅速下降。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教育功能和政法机关职能的强化，农村的治安状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平稳的时期。
“文化大革命”初期，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主义法制被践踏，“公、检、法”机关一度被“砸烂”，农村社会治安秩序出现了混乱局面，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但公安政法机关没有放弃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仍然做了许多工作。1972年在民兵配合下，迅速平息了隆德、西吉等县发生的 “2. 29”反革命叛乱。“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各级公、检、法机关陆续恢复，并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坚决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村犯罪案件急剧上升的势头，保障了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