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公社化的后果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极其主观急躁的情况下搞起来的。人民公社是总路线、大跃进推动下的产物， 而人民公社的出现， 又进一步推动了 “大跃进”， 互相伴随， 相互作用， 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1)造成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在酝酿和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 从上到下在理论宣传上， 否定价值规律， 否定按劳分配， 否定社会主义， 强调向共产主义过渡。当时的《陕西日报》和《思想战线》杂志都曾发表文章和社论，说按劳分配“已经不适合当前形势的发展， 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主张“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 “彻底肃清私有制的残余——自留地、自养耕畜、架子车、庄基地等”； “现在我们宣传共产主义， 就不仅是当作一种思想体系和社会远景去宣传， 而是一个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的任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195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提出， 要在几年之内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还有的县委领导人提出 “一个县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事实证明， 这些都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都是脱离实际的错误理论。
(2) “五风”泛滥。“五风”， 是指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引发出来的 “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当时， 这五种歪风到处泛滥， 危害极大。而其中破坏性最大的是 “共产风”。实际上全省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也是农村里第一次大刮 “共产风” 的过程。人民公社建立之后， 在全社范围内， 搞 “吃饭不要钱”， 供给制， 实行贫富拉平， 平均分配； 大量无偿抽调原高级社的劳力和资产；加之银行、信用社也借机强行收扣各种贷款。这就是当时所说的 “一平二调三收款”。据记载， 全省共平调钱、物 （折价） 3.6亿多元。这种经济上对农民的剥夺， 引起广大农民情绪恐慌， 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3)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 导致国民经济严重失调， 造成3年经济困难。由于在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大刮” 五风”， 因而对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很大摧残， 对农村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农村普遍出现了 “三少三瘦” (即农村劳动力、耕地、牲畜减少， 人瘦、地瘦、牲畜瘦) 的严峻情况。全省农业劳动力1960年比1956年减少20.4% (78.7万人)。大牲畜1962年比1956年减少55.9万头， 其中能使役的耕畜还占不到60%, 比1956年下降16.5%。有的地方每头耕畜负担耕地达六七十亩， 甚至100多亩。不少地方出现了人拉犁、人拉车、人推磨的现象。1958年粮食放 “卫星”， 实际上， 当年秋收因大批劳力抽去大炼钢铁而搞得十分粗糙， 损失不小， 丰产未能丰收。1959年以后几年， 全省粮食总产量逐年下降，到1961年下降为37.6亿千克， 比1958年减产13.75亿千克。棉花总产量由1957年的11.62万吨，到1962年下降为4.5万吨， 减少7.12万吨。油料总产量由1957年的6.335万吨， 到1962年下降为1.945万吨， 减少4.39万吨。生猪由1957年的274万头，到1961年下降为213.3万头， 减少60.7万头。农业大幅度减产， 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失调， 造成市场供应全面紧张， 物价不断上涨， 使城乡人民的经济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当时， 全省的棉布计划供应由每人每年8米减少到1.3米。城市居民的肉食供应， 由过去一月0.5千克， 减少到除节日供应外， 平时根本不供应。食油供应由每人每月0.5千克减至0.1千克。农村的困难情况更为严重。当时全省农村人均口粮由215千克左右下降到115千克左右。就连八百里秦川的 “白菜心”——高陵县， 农村人均口粮也只有130多千克。农村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处于半饥饿状态。据1960年的不完全统计， 全省有浮肿、干瘦病人4万多人。陕南有的地、县甚至还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