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湖南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 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面向基层，立足实际， 形成了两个高潮，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个时期又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 80年代初—1986年8月。这一时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以 “文明礼貌月”、“五讲四美三热爱”、创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为主要内容。同时， 广大农民群众还自发地开展了制订“乡规民约”、组织 “学雷锋、送温暖”小组、“红白喜事理事会” 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湖南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和尊重群众的这种首创精神， 并因势利导地在全省铺开了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总的来看， 这一时期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适应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形势， 适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希望精神富有的迫切要求， 活动逐步从 “治理型”发展为 “开拓型”。
2. 1986年9月—1995年12月。1986年9月，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为落实《决议》精神，中共湖南省委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七五”期间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措施》。在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 湖南省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内容丰富， 形成多样， 朝着广度和深度发展， 有四个主要特点：
一是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不断提高，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的观念逐步增强。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重新认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强化 “两手抓” 的指导思想， “一手硬一手软” 的现象逐步得到扭转。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建设一起上的气候逐步形成。
二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热情空前高涨， 创建活动规模大、开展面广、形式多样。争创文明村镇、争创“四户” (遵纪守法户、五好家庭户、科技示范户、双文明户) 等活动如火如荼， 移风易俗教育逐步开展。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计划生育协会、红白理事会、妇女禁赌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大量涌现， 为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辟了广阔的领域。
三是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风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全省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活动， 惩治了一批腐败分子， 各行各业学雷锋、树新风的典型大量涌现， 讲文明、讲礼貌、敬老尊贤、团结互助、见义勇为、遵纪守法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正在日益发扬。
四是探索和创造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有效形式和丰富的经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深入农村， 紧密结合农村改革与经济发展， 对农民进行教育和引导， 推动了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南岳区红星村组织“四组二会”， 加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经验； 醴陵市以 “六抓六治六变” 为内容， 适应商品经济发展， 加强文明村镇建设的经验； 怀化地区推行的双文明建设目标管理责任制等经验， 在全国得到推广。创“四户”、“四创一争”、农村精神文明阵地“五个一”建设活动深入开展， 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美好农村的热情， 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但是， 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表现是， 部分农民国家、集体观念淡薄， 对集体事业不关心； 一些地方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匮乏， 农民看书难、看报难、看电影电视难、看戏难的现象依然存在； 少数地方宗族势力抬头， 甚至干预党和政府的工作； 有的地方社会风气滑坡， 一些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 有些农民特别是部分青年农民缺乏艰苦创业精神， 宁愿苦熬，不愿苦干， 精神状态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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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应地逐步放宽对贩运活动的限制， 由起初只允许城乡闲散劳动力从事肩挑手提、自行车驮，零星分散， 城乡之间的短途贩运， 逐步发展到鼓励支持用车装船运、跨县、跨地 （市）、跨省的大批量的长途贩运。1984年4月， 省政府印发 《贯彻 〈国务院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强调要坚持 “活而不乱， 管而不乱” 的原则， 把城乡农副产品市场搞活和管好， 允许社队集体、农民、个人或合伙进行长途贩运、批量销售、取消凭证办理运输的规定。允许贩运的商品范围包括： 乡镇集体、农民个人和国营农、林、牧、渔场完成国家交售任务和履行收购合同后的农副产品 (除木材、烤烟、等内棉花和二类中药材外); 国营工业企业属于允许自销部分和集体工业企业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的多余工业品。据统计： 1984年， 全省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发给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并纳入个体商业户进行管理的运销户有2 152户、2 710人 (其中城镇305户、355人， 农村1 847户、2 355人), 而由基层工商所发给临时贩运许可证从事贩运活动的人数则更多。1985年2月， 全省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以后，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贯彻省委、省政府指示， 采取措施整顿检查站， 撤销各种非法设立的关卡， 制止乱扣、乱罚、乱收费现象， 进一步打破地区封锁， 促进农副产品流通， 扩大农副产品市场辐射力， 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从事长途贩运开绿灯。据统计： 1985年， 全省有个体贩运户3 155户、3 926人 (城镇317户、412人， 农村2 838户、3 514人), 贩运金额2 771.7万元； 1990年， 个体贩运户发展到4 266户、8 718人(城镇1 152户、2 345人， 农村3 144户、6 373人)，贩运金额达7 409万元 (城镇3 789万元、农村3 620万元)。此外， 有个人合伙从事长途贩运的61户、89人， 贩运金额676万元。1992年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从事长途贩运的队伍也相应逐年扩大。据1994年统计： 全省纳入个体商业管理的从事农副产品的贩运户为6 276户、16 565人， 贩运金额达2亿多元。1995年， 各地继续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贩运户 “引缺泄余”， 使贩运队伍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