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起步阶段50年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县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开始了整治国土的工作。恢复时期的1950—1952年，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1953—1955年)，水土保持在全县初步开展。6年中零星治理水土流失面积共计29平方公里，平均每年约5平方公里。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在贯彻“全面规划，综合开发，坡沟兼治，集中治理”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下， 全县开始了以保原固沟为主的集中治理工作。各地普遍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培地边，帮地堰，打地埂、堵壑沟和植树造林等活动，当年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3平方公里，相当于前6年治理总面积的2.5倍。在此基础上， 为了达到治—沟成—沟的目的，全县当年后季又开展了以支毛沟为主的治理，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破碎原区二郎沟支沟——李家沟作为重点试办。李家沟流域面积1.2平方公里，用几十天时间，在查清地形、地貌、水利、林业、副业等资源及水流大小和水土流失原因的同时， 制订了短期和长期的治理规划。在方法上基本贯彻了“自上而下，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的原则，分别在原、坡、沟设立了三道防线。即在原面修建地边埂，挖水簸箕、涝池，修建道路蓄水坑及沟头防护工程， 突出抓了梯田建设； 在沟壑内筑土、柳谷坊，小型土坝等。为保护工程设施，又在沟边、沟埂及沟底营造了防护林。由于施行了上述措施，基本改变了这个沟的自然面貌，效果明显，成绩突出。为此，1957年曾荣获国务院 “保原固沟，发展生产”的奖旗一面。
全县开展水土保持工作，集中治理支毛沟的尝试，虽然当时在组织领导、勘察设计、工程措施、远景规划等都还存在不少问题，但这一起步阶段的实践与成功，为全县治理水土流失提供了经验， 奠定了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的5年时间里，随着国民经济在大跃进中遭受严重挫折，水土保持工作也受到严重干扰，由于受“高指标”、“浮夸风”的影响，对水土保持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估计不足，因而盲目追求大面积、大流域、高速度，只追求速度，不讲实效。这段时间，全县组织了成千上万的群众，集中修建了几处大的工程，如高平的“井王”、党原的“高原水库”等，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加之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群众砍柴、割草、铲草皮等活动频繁，并刮起了乱垦荒地、乱砍滥伐林木的歪风，使自然植被大大减少，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失调。因而水土保持工作在这段时期内，不仅停滞不前， 甚至破坏大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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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步阶段1954—1962年

浙江省的计划生育工作是从1954年开始的。1954年9月，浙江省卫生厅转发了卫生部 《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规定了“已婚男女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但亦不得公开宣传”的生育政策。1954—1955年间，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三次深入浙江省农村，调查研究人口增长情况，并且在全国人大浙江小组会上作了 《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书面发言，1957年发表了著名的 《新人口论》。
1957年6月，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批转了卫生厅、妇联、工会、共青团省委《关于发展节育工作的意见》。规定计划生育工作仅限于“城市、工厂、机关和人口稠密地区，在农村(特别是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土地多劳力少和疾病流行严重的地区)一般不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同时，由于当时受“左”的思想影响，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错误批判，使刚刚开展起来的计划生育工作受到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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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步阶段

江苏农村用电，始于水利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农村电力排灌面积仅1 000公顷，农村用电量仅150万千瓦时，占全省总用电量的0.95%。1951年起，国家和地方开始投资建设电力排灌站，作为水利建设的配套项目。苏南太湖地区为发展重点，并逐步向西扩展至镇江、南京两地。苏北的扬州、南通沿江地区，亦有所发展。1957年，全省电力排灌受益面积扩大到78.47千公顷，农村用电量为1 433万千瓦时，占全省总用电量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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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步阶段

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江苏根据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和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建立农村基层卫生机构，开展防病治病，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有所缓和。爱国卫生运动全面开展，初步改变了农村卫生状况，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卫生知识水平，对移风易俗起了良好作用。通过改善农村环境卫生，全面防治流行性疾病，真性霍乱、天花、黑热病已经消灭，性病、回归热、斑疹伤寒也已基本消灭。同时，在试行统筹医疗的基础上，历经多次整顿、改善和加强管理，广大农村形成了形式多样的合作医疗制度。但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大跃进”期间，由于提出限期达到 “四无”，即彻底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后改为臭虫）和消灭多种疾病，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严重损害了群众积极性，农村卫生事业受到影响。后经整顿，卫生事业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