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种植业
1. 明末清初粮食生产陷入绝境。明末清初是四川近代史上种植业的一大转折点。在此以前的明代中叶，四川虽是封建统治的小农经济，但境内社会承平，无大的动乱，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局势，及至明末，朝政腐败，烽烟四起，历经战乱，人丁锐减，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种植业遭到极大破坏。《蜀典》、《蜀碧》等史著中屡有记载：“四川历经战乱之后，十室九空。川中丘陵地带虎狼成群，饿殍载道。”“一目荒凉，萧条百里”。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拥有310万人口，到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年)减少到8万多。83年间全川锐减了300多万人口，达到惊人程度。万历六年全川有耕地90万公顷，及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减少到7.9万公顷，82年间耕地面积丢荒82万公顷，是四川近代农业史上独无仅有的严重史实。虽然清初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公顷，然而饿殍载道，粮食严重不足，粮食生产水平之低下，于斯可见。
2.康熙、雍正、乾隆年代粮食生产不断发展。清王朝入关站稳脚跟以后，历经康、雍、乾三代，对四川实行招民垦荒的政策，“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民开垦”。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允许“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雍正年间进一步放宽政策，“各省入川民人，每户均给水田30亩，或旱田50亩。”“荒田垦种，六年起科，荒地垦种，十年起科。”吸引了湖、广、闽、赣诸省大批移民入川，和四川原省农民一道开垦生熟荒地。在这些积极政策的鼓舞下，耕地日益扩大，为日后种植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从省史可查的顺治十七年(1660年)起至嘉庆元年(1796年)止，全川耕地面积由7.9万公顷增至309万公顷，136年间共垦复耕地301万公顷，平均年垦2.2万公顷。到宣统三年，四川耕地面积仍保持在313万公顷左右，无大的变化。四川人口由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8万多人增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843万人，人口增长百倍。康熙六年以前，四川“有可耕之田，无可耕之民”，乾隆、嘉庆以后，四川“已无荒可垦。”
随着田地的垦辟和人口的发展，四川水稻面积迅速扩大，大米产量日益丰裕。浙江总督奏报：“各省米谷，惟四川所出最多，湖广、江西次之。”到乾隆初期四川已有大米调出省外。乾隆十八年，清政府命令四川总督黄廷桂碾运稻米30万石到江南各省赈灾。诏书上说：“川省产米，素称饶裕，向经湖广一带贩运而下，东南各省均赖其利。”乾隆五十年代川米不但接济了长江下游的民食，还接济台湾、西藏、贵州、湖北、湖南的军米多达130万石，四川已成为清代中叶供应军需民食大米的基地。川米得以外运，长江中上游的水路通道提供了方便条件。大体是川中产稻之区把大米运至集散地点叙府（宜宾）、泸州、合川、重庆、万县、沿长江顺流而下。长江是清代四川农产品外运的唯一黄金通道，不仅川米如是，川茶、川烟、川麻、川糖、川油、川丝亦多以长江为外运的必经之路。
在清代，四川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式农业大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产品价格受着社会供求多寡因素的调节，上市产品多了贱，少了贵，缺了价格飞涨，农谚“谷贱伤农”，“逢贵莫赶，逢贱莫懒”就是农民种植经验的总结。
清代种植业中的粮食生产以水稻为主，小麦、玉米、红苕次之。水稻生产多在川西平原都江堰灌区及盆中丘陵地区。都江堰在乾隆年间溉田14州县，灌溉面积超过13.3万公顷。丘陵地区依靠冬水田和塘埝蓄水栽插水稻，还有一部分靠天下雨的“望天田”也种水稻。都江堰灌区水利条件优越，乾隆年间上田亩产稻谷约3石，次等2石。水利条件差的地方，利用“雷响田”（望天田）种稻。乾、嘉年代丘陵区种稻面积逐渐扩展。
川西种小麦在清代初期已很普遍，清代四川出版的农书《三农记》把小麦列在首位，强调“麦者脉也”，肯定小麦对民食的重要。但当时肥料来源有限，小麦耗肥较多，提高产量受到限制，种植面积远不及水稻之多。四川总督阿尔泰发现川东一带农民每年只种一季大春，秋冬任地空闲，遂令饬各州县劝导农民种一季小麦、大麦或豆类作小春，川东地区始有麦类种植。
玉米传入四川为期较晚，约在雍正年间。玉米抗逆力较强，容易栽培，产量较高，可作口粮，又是发展畜牧业的好饲料，较快地传遍全川。清代中叶以后，四川人口得以迅速繁衍，玉米、红苕提供大量口粮，起了决定性作用。道光年间四川农村中的净种玉米，高的亩产有150公斤，在当时不失为一种高产作物。乾、嘉时期移民垦荒，扩大玉米种植面积，既开辟了荒地，也养活了大批移民。大巴山区的通江、南江、巴州、广元，川东的忠县、云阳、开县、彭水属于崇山峻岭，山高谷深，“初夏积雪方消，入秋又雪花纷扬，难种稻麦，自引入玉米之后，形势巨变，昔日荒凉山区，变成遍山漫谷皆玉米。”
红苕于雍正年间引入四川后，因繁殖强，产量高，当局重视，农民欢迎，很快传播全川。乾隆十五年下沼，把红苕列为救荒作物，鼓励农民种植。《三农记》作者张宗法很称赞红苕的经济价值：“薯有数倍之获，数口之家，只种一亩，终岁足矣。”乾隆中后期许多州县已大量种植。嘉道年间普及全省。洋芋于嘉庆年间传入四川，生性耐寒，多种于山区，是山区人民重要食粮之
3.鸦片战争后粮食生产下降。乾隆、嘉庆两代统治80多年，是四川粮食生产比较兴盛的时期，当时移民不断增加，大批劳动力涌入四川。嘉庆十七年(1812年)全川人口猛增到2.075万。清政府鼓励开荒，耕地面积扩大到310多万公顷。这种人、地两增的局面，为清代中叶四川种植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然而好景不常，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清政府割地赔款，受帝国主义宰割，中国遂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地处内陆腹地的四川亦遭劫难，农村经济每况愈下，粮食生产开始萎缩和停滞。农田水利失修，农村高利贷盛行，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粮食供求矛盾突出。光绪下令，规定玉米为救荒裕食的作物，提倡多种。光绪十三年四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大量小麦面粉，价值多达567 214海关两。光绪二十二年输入量的价值增至65 851 691银元。就是这样，晚清民间仍然缺粮严重，嗷嗷待哺者比比皆是。
民国时期的38年(1911—1949年)中，四川长期处于内战和军阀割据状态，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造成农村经济破产， 种植业奄奄一息。从1916年的讨袁护国战争起， 四川即卷入战争漩涡， 始则川军与滇军、黔军作战， 继则川军与川军内战。1916—1936年的20年中， 大小内战凡400多起， 形成群雄割据， 各霸一方的局面， 就是省会成都也被割据分治， 巷战迭起， 搞得城乡老百姓不得安宁。农村还有袍哥土匪的骚扰。这黑暗的20年， 一遇天灾， 到处米珠薪桂，农村饿殍载道。民国25年(1936年), 蒋介石入川，内战平息， 川政统一， 农业生产逐步趋向正轨。省设置农业改进所于成都， 县相继成立农业推广所， 四川始有现代农业科学研究与推广机构， 从事稻、麦、玉米、红苕及甘蔗、棉花、柑桔、茶叶、蚕桑等粮经作物的试验研究与推广工作。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四川处于后方，军需民食仰赖提供，任务繁重而紧迫。省政府下设置省粮食增产总督导团，县政府下设县粮食增产总指导团，督理全川粮食增产工作。当时做了检定推广良种、开展稻螟防治、推广绿肥和骨粉、烧毁稻桩、减糯改籼、发展冉生稻等工作。有史可查的，四川粮食生产自民国20年起始有统计数字。民国20—26年(1931—1937年)，四川粮食播种面积在800万—808万公顷之间徘徊，总产量在1 077万—1 608万吨间波动，亩产在120公斤以下升降。水稻、小麦、玉米、红苕等主要粮食作物的面积、亩产、总产变化不大。抗日战争开始后，粮食播种面积上升到933多万公顷，亩产在100公斤左右起伏，总产稳定在1500万吨左右(表3-2-1)。
表3-2-1 民国后期四川粮油生产情况(1931—1948年)
单位： 面积万公顷、亩产公斤、总产万吨
| 年 份 | 粮 食 | 油 菜 |
| 面 积 | 亩 产 | 总 产 | 面 积 | 亩 产 | 总 产 |
民国20年
民国21年
民国22年
民国23年
民国24年
民国25年
民国26年
民国27年
民国28年
民国29年
民国30年
民国31年
民国32年
民国33年
民国34年
民国35年
民国36年
民国37年
民国38年 | 881
881
878
863
856
878
857
977
981
877
941
965
939
938
948
944
976
962
943 | 118.5
122.0
112.0
108.0
116.0
98.0
84.0
122.5
109.0
79.0
86.5
87.0
86.0
102.0
101.5
96.5
110.0
108.0
105.5 | 1 429.5
1 608.0
1 477.0
1 351.0
1 524.5
1 292.5
1 077.0
1 797.5
1 616.0
1 049.0
1 221.5
1 263.0
1 213.5
1 438.0
1 441.0
1 350.0
1 612.0
1 561.5
1 494.5 | 24.4
35.3
34.7
37.1
38.8
41.4
34.5
31.3
27.9
42.1
29.7
22.5
22.6
23.0
21.7
25.3
27.4
27.9
22.3 | 43.0
45.5
51.5
48.0
47.0
47.5
30.0
45.5
47.5
43.5
37.0
42.0
42.5
43.5
36.5
39.5
49.0
45.5
45.0 | 15.9
24.2
26.9
27.4
27.3
29.8
15.6
21.3
19.9
27.4
16.4
14.2
14.4
15.2
11.9
14.9
20.1
19.0
15.5 |
4. 经济作物和林果业生产起伏。棉花，在宋代已有大面积种植。明末清初战乱迭起，四川棉花生产濒于绝迹。清康熙年间移民入川，棉业复兴。植棉县有西充、邛崃、大邑、蒲江、遂宁、资中等6县。鸦片战争后，棉花种植发展到邛崃、忠县、会理、广元等42县。清末四川植棉已大体集中于川中丘陵区，不再分散种植。宣统二年，“蜀地产棉，北路以射洪、遂宁、三台，东路以简阳、资阳等县为多，其余县多分散种植，产量多者十来万斤，少者二三千斤。”产品由水陆两路运往顺庆（南充）、绵州（绵阳）、重庆集散。民国时期，四川绵纺工业发展，棉花生产受到重视。民国25年(1936年)省建设厅长卢作孚决心发展棉业，延揽专家研究推广植棉技术。在遂宁建棉作试验场，从江苏采购大批良种繁殖推广。抗日战争前夕，全省约有棉田12万—20万公顷，产棉1.5万—2.5万吨。抗日战争爆发，全国棉区大部沦陷，一些外省纱厂迁川，军需民用迫切，在潼南、遂宁、安岳、乐至、射洪、三台、绵阳、资中、简阳等10余县发展棉花生产。种棉有利可图，激发了农民种棉积极性。民国28年(1939年)面积扩大，全省皮棉产量达到2.9万吨。民国36年(1947年)，棉田达到22.7万公顷，产量3.7万吨，成为民国时期四川产棉最多的年份。抗日战争开始后，四川加强植棉领导工作，省棉作试验场及其下设的太和、石板滩等植棉指导所、植棉指导区举办了棉花贷款，组织生产运销加工合作社，贷放改良棉种，引进陆地棉试种，开展技术培训，帮助棉农提高技术水平。民国34年(1945年)，全省植棉县发展到87个，形成涪江、沱江、岷江、嘉陵江及长江干流支流沿江坝地丘陵为主的分布格局。以涪江流域的绵阳、三台、射洪、蓬溪、遂宁、中江、盐亭、安岳等15个县面积最大，产棉最多，常年植棉6.66多万公顷，占全省1/3，产皮棉1.2万吨，占全省产量的40%，亩产高于全省平均数的10%—20%。
油菜，在清代中叶始逐渐扩大，品种为芥菜型，栽培粗放，单产水平低。油菜是一种小春作物，头年直播或育苗移栽，次年初夏收获。清初，产区多用撒播方式播种，群体分布不匀，不利于高产。乾、嘉年代始出现点播、育苗移栽方式。民国时期育苗移栽盛行于川西平原，因川西有都江堰灌溉之利，实行水稻、油菜水旱轮作两熟制，前后作争地矛盾大，油菜采取育苗移栽方式，以少量面积提前育苗，待水稻收割后移栽，不致与前作水稻争地，两全其美。而丘陵、山区旱地较多，油菜则以直播为主。抗日战争爆发后，菜油需求不断增长，但小麦单产比油菜单产高(小麦一般亩产100公斤，油菜亩产50公斤)，加以小麦、油菜价格涨跌不一，农民权衡效益，多乐意种植小麦，油菜面积常被挤掉一部分。油菜产量年际间波动较大，时起时落。面积以民国29年(1940年)最大，为42.1万公顷；总产以民国25年(1936年)最高，为29.8万吨；亩产以民国22年(1933年)最高，为52公斤(表3-2-1)。另一种油料作物是花生，花生在乾隆以后引入四川种植，花生含油高达50%左右，含蛋白30%左右，是四川人喜食的一种副食品。芝麻是小宗油料，农家零星种植，制作香油，数量不大。
四川甘蔗在元代已相当发达，明末蜀乱，蔗糖业衰败。清康熙年间，沱江流域种蔗逐渐恢复。鸦片战争后，四川蔗糖业迅速发展，自给有余，最高年输出川糖50万公斤以上。川蔗植于旱地，春种冬收，一年一作。土榨制糖，糖房规模甚小，榨取蔗汁，以耕牛为动力，蔗汁经过熬煮，作成红砖糖，内江、资中一带能制糖霜。蔗渣一般作燃料。民国期间，沱江流域多产白糖，并产少量冰糖，安宁河流域则产红砖糖。
四川种植烟草，清代全为晒烟。川烟质优，享誉全国。什邡、金堂、郫县、新都生产的色美味浓醇香，为消费者所喜爱。什邡滢西镇是清代晒烟的集散市场，陕、甘、滇、黔、两湖等省在镇上建造同乡会馆，作为各自烟商来川交易、住宿场所。每年产烟季节，商贾云集，交易频繁。清末四川晒烟种植面积居全国之冠，产量占全国的1/4左右。晒烟种植分布于岷江流域、沱江流域、涪江流域、嘉陵江流域、长江流域五个区。商品性生产主要集中在川西平原的什邡、新都、金堂、郫县。四川晒烟因制作方式不同，分为索烟、褶烟两大类。什邡、金堂以产索烟为主，品质优良。什邡索烟产量居全国第一，享誉中华。郫县、新都以褶烟为主。
四川麻类作物，在清代主要有苎麻、大麻、黄麻、苘麻。苎麻宜于纺织，以苎麻织成的夏布，作夏季衣料，驰名全国。四川种苎麻已有3 000多年历史。明末战乱，苎麻生产荡然无存。清初江西移民来川，苎麻生产和夏布生产又重新恢复和发展。夏布在隆昌、荣昌一带集中生产，其他地方零星分散。夏布远销华北各省。四川栽培大麻，最早在西汉时期，生产规模不大，产量亦不多。清末，四川产大麻508吨以上，主产县分布在郫县、内江、宜宾、泸州、涪陵、万县等地。大麻作为小春栽培，常与小麦、油菜、绿肥、烟草轮作，间隔1—2年轮一次，年年连作的较少。郫县大麻产量质量最优，常年种植面积20多公顷，年产种子10 000公斤左右，供应附近各县作种。黄麻在四川，到清代后期始有种植。黄麻用作麻袋、绳索原料，栽培技术简单，投资小，但产量不高，纤维品质低于大麻，较长时期未能大面积种植。四川苘麻的栽培历史悠久，清代已广泛种植，但零星分散地植于田边地角、房前屋后，管理粗放，产量不多。
四川水果种类多，分布广，几乎遍及全省。唐代巴县为柑桔名产地，明末遭毁灭性破坏。清初，广东、福建移民来川，带入柑桔品种和栽培技术，柑桔生产又重见天日。清代中后期，四川柑桔生产始具相当规模，桔、橙、柚均有种植。从20世纪30年代起，江津、南充、万县广柑栽培比较集中，江津鹅蛋柑品质优异，遐迩驰名。四川栽培梨类历史悠久，分布广，名品多。因交通运输困难，梨类生产在清代属自给性的，以就地销售为主，大批量的果园生产、长距离的运输几乎没有。清代后期，全省梨的年产量约1万吨。“金川雪梨”、“苍溪梨”都是著名产品，每年须向朝廷进贡。苹果是四川水果生产中最年轻的，类似苹果的“绵苹果”、“花红”在四川虽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而真正有商品价值作经济栽培的苹果生产则始于20世纪初。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美国传教士引入川边巴塘栽培，1923年再传入成都东山一带及茂汶县栽培。茂汶苹果质量优异，发展很快。茂汶“麻皮苹果”（金冠）以甜香脆著称于世。四川生产的荔枝、龙眼，属于珍贵果品，产量不多，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产区始终局限于长江流域的合江、江津、泸县、宜宾、江安、涪陵等地。桃、李、石榴、樱桃、梅、枇杷、葡萄等品类，清代均有零星生产，供就地消费。但品质优良的不多，如西昌樟木箐的“黄杏桃”、会理、宁南的石榴，都是难得的佳品。
四川是世界上种茶、制茶、饮茶的发源地。早在公元前300多年，昭化、旺苍、平武、南江一带已有相当可观的茶叶产量。唐代饮茶之风盛行，茶叶产量、制茶技术、茶叶贸易都有长足发展。陆羽著《茶经》为后世茶道提供了张本。宋代全川产茶约1.5万吨，占全国产茶量的58%，茶叶成为宋代官府“以茶博马”、“以茶治边”的一种政治经济的重要手段。明末，四川茶业衰败。清代康乾时期始渐回升；嘉庆时恢复到1万吨以上；清末，印度茶叶向西藏倾销，四川边茶生产受到严重打击，但腹茶生产仍有发展，清末川茶产量保持在1万吨左右。民国3年农商部统计，四川茶园面积为1.97万公顷，总产9 580吨，比清末1万吨减少。抗日战争期间，外来人口增加，细茶消费增多，边茶滞销局面未见好转，一些专家和知名人士鉴于川茶生产落后，多方筹集资金，改良生产技术，兴办茶场，在成都、重庆、邛崃等地建精制茶厂，开展外销，省农业改进所在灌县设立茶叶改良场，有的专科大学设置了茶叶专业。尽管如此，因受大局影响，川茶生产仍无多大起色，产量仍然停滞在1万多吨的水平上。抗战胜利后，粮贵茶贱，多数茶园荒芜，茶叶产量大幅度下降，到1949年只有4 950吨，已降至历史上最低点。
四川蚕桑生产历史悠久，蜀为“蚕丛之国”，蚕业发端于川。清代嘉定（今乐山）、南充丝绸著称于世，民国时期走向衰败。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种植业
1.清朝及以前 (1911年前)。黑龙江地区早期的种植业生产是古先民们运用石器、骨器和蚌器工具，垦荒种地， 开创了原始农业。距今三四千年的古代劳动人民开始利用石锄、石刀、石斧等砍伐树木开垦种地， 已掌握锄耕技术。公元420—589年， 东部地区的勿吉人，农业发展到“佃则耦耕”， “有粟及麦稷，菜则有葵” 以后种植的作物种类也多起来。到8、9世纪之交渤海国全盛时期普遍种植的作物有粟、麦、稷、豆和大麻、苘麻、白苏等。到金代， 统治者致力发展农业， 在黑龙江地区耕地面积发展到126.6万～160万公顷。种植的作物有麦、粟、黍、稷、麻、菽、稗子， 蔬菜有葱、蒜、韭、葵、芥和瓜类。
清朝初期 (1644—1667年), 有过一段移民开荒。但从1668年开始， 清政府实行封禁政策， 严禁汉人入垦， 一直封禁了近200年。直到1861年， 才部分放禁， 准许中原地区移来的农民进入现属呼兰、绥化、宾县、五常、双城、依兰、宁安等地领荒垦地。1904年， 放出荒地198.32万垧 (1垧=1公顷)。此后， 全部开放， 移民日渐增多， 放荒面积迅速扩大。自部分放禁到1911年的50年间， 先后共放出荒地769万垧。在所放出的荒地中， 垦为耕地的约占40%。耕作主要依靠人工和畜力， 地多人少， 技术落后， 耕作粗放， 单产不高。土地经营者主要依赖广种取得多收。据孙占文著《黑龙江省史探索》记： 清末时“呼兰地区的小麦亩产一百五十斤 (75公斤), 大豆亩产一百八十斤 (90公斤), 苞米可达二百余斤(100余公斤)”。
2.民国时期 (1912—1931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 建立中华民国。黑龙江地区实行“实边兴垦”， 奖励移民 “自由垦边”政策。采取“摧垦、招垦”和放荒、招垦、清丈三者同时并举的措施。到1930年垦熟的耕地在584.2万公顷， 粮食总产量达759.5万吨。据《满洲产业统计》资料， 1930年黑龙江省粮豆面积占种植面积的99.5%, 其中小麦占18.8%, 谷子占17.3%, 大豆面积最大， 占37%。小麦和大豆是大宗进入市场交易和供输出出口产品。1922年铁路沿线农户出售的各种粮食比例： 大豆、小麦的售量为产量的80%以上； 玉米为55%; 高粱为45%; 谷子为30%。由于商品生产发展， 出现种植区域化趋势， 铁路沿线各县成为大豆、小麦的集中产区， 松花江上、中游地区成为玉米集中产区。
3.沦陷时期 (1932—1945年)。1931年 “九·一八”事变， 日本殖民者侵入后， 把黑龙江地区作为掠夺农产品基地之一。除大量侵占土地外， 还在“日满经济一体化” 的口号下， 利用傀儡政权， 颁布各种法令， 控制种植计划， 强迫农民按照他们的需要生产粮食和工业原料。对农产品最初通过贸易手段收购。1937年后， 实行“统制”政策强行搜刮。从1941年起， 采取强制购销“粮谷出荷” 的方式， 强制农民除交纳田赋外， 还必须按官定数量、价格， 在规定时间内出售粮谷。“出荷粮”数量很大， 一般大豆占产量的80%以上， 小麦占60%左右， 而且价格很低。当时大豆市价每百公斤伪币200元， 而 “出荷”价仅17元， 为市价的8.5%。日伪的残酷剥削， 使种植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粮食单产降低， 总产减少。在1934—1944年的11年中， 后6年大豆平均公顷产量由前5年的1 010公斤， 减少到840公斤， 下降16.8%; 小麦平均公顷产量由前5年的825公斤， 减少到731公斤， 下降11.4%; 高粱、玉米、谷子分别下降13.7%、11.6%和14.7%。粮食总产量也由入侵前的759.5万吨下降到600万吨左右， 在产量最高的1943年， 总产量也只有677.7万吨， 仍未达到入侵前的水平。播种面积， 初期大幅度减少， 后期稍有恢复， 1934年播种面积403.7万公顷， 比1931年减少221.2万公顷， 下降35.4%。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时， 播种面积才恢复到1931年水平。
抗日战争胜利后， 由于日本 “开拓团”强占的耕地大部分撂荒， 加之当时土匪滋扰， 黑龙江地区的种植业又处于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在剿匪、土地改革、支援解放战争的同时， 开展大生产运动。及时发布指导性文件， 召开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生产会议， 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 指导农民适时春耕播种、夏锄铲趟和秋收征粮。同时， 还根据党中央、东北局的指示，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制定了促进种植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 主要有： 鼓励农民劳动致富； 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换工插犋， 组织生产互助组；发放农业贷款， 帮助贫困农民购买种子、牲畜和农具； 禁止宰杀耕畜， 奖励发展牲畜； 开撂荒地当年不纳税， 开生荒地三年不纳税等。由于采取以上措施，到1949年， 全省播种面积恢复到568.95万公顷， 生产的粮食保证了军需和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种植业
广东种植业生产历史悠久。距今4000年，广东农业进入新石器锄耕时代。秦汉时广东使用牛耕，开始有双季稻栽培。种植业以水稻栽培为主，并有养蚕业，广东盛产的荔枝、龙眼、柑桔和花木，除作贡品外，已在中原市场流通。隋唐时，珠江三角洲、粤北地区和西江沿岸广泛使用牛耕和犁耙。宋代，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广泛推行双季稻，成为全国主要稻产区之一。省内还迅速扩大小麦面积，粮食总产大增，开始有余粮输出，广州成为当时中国一大米市。糖蔗业规模扩大，省内糖坊林立，潮州市为当时“八大糖王”之一，广东生产的片糖已为“天下所资”；蚕桑业也有了 一定规模；荔枝、龙眼等水果，仍畅销全国，部分出口日本、阿拉伯和东南亚国家。明与清前期是广东农业大发展时期，农田水利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耕地面积也在扩大，除粤北山区和沿海咸田外，都种植双季稻，粮食总产迅速增长，单产跃居全国前列。明朝万历年间，广东从越南引进番薯，是全国最早引进番薯的地区，明末番薯已成为仅次于稻麦的第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发展，并开始形成商业性经济作物小区。甘蔗生产已遍及全省，番禺、东莞、增城、阳春等地，蔗田与稻田面积几乎相等。香（大）蕉生产已相当普遍，“满城蕉荔绿荫浓”为番禺蕉林的写照，新塘的“蕉林夜雨”被列为当地八景之一。南海九江和顺德形成果基鱼塘区。广州与珠江三角洲花卉业迅速发展，开始有了经营200亩以上的花卉专业户，广州花地出现“海色四周无税地，香浓百亩有花田”的花卉商品区。明代中期花生、烟草传入广东，在新会、鹤山等地始植。据嘉靖《广东通志》载，宣德二年(1427年)广东仍向越南出口大米，丝织品、白砂糖的出口量增大，向东西两洋出口。清前期，广东农业发展比较快，嘉庆年间全省耕地面积增至225. 7万公顷，比万历六年增加了54. 5万公顷，还培育推广了不少优良品种。经济作物比前发展更快，专业化程度也在提高，糖蔗已是“连片接阜，望丛若芦苇”；茶叶初具规模，不少名茶已畅销国内外市场；珠江三角洲果基鱼塘被桑基鱼塘所代替，南海九江和顺德县桑基鱼塘面积占耕地六七十(朱次琦《九江儒林乡志》卷5)。由于经济作物面积扩大，种粮面积减少，广东由粮食富余省变成缺粮省，除向广西、湖南、江西调入粮食外，还向暹罗、安南进口。农产品出口以生丝最大。清道光十年(1792年)，广东生丝出口达184吨，占全国经广州出口的生丝的半数。
鸦片战争(1840年)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广东农业逐渐衰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农业，发展畸形、缓慢，且波动性很大。清末，广东已成为全国人口密集耕地紧缺的省份之一，全省人均耕地0.08公顷，(1.21亩)。农业仍以水稻为主要粮食作物，但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仍在继续扩大，稻田面积继续减少，缺粮情况日益严重。据《光绪二十九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载，“1899年至1903年，广东每年需从长江流域或国外输入大米千万担以上。”民国成立后，广东农业耕地有所增加，但大多为军阀、豪强所吞并，1921年至1927年，全省有66.67万公顷耕地掌握在地主手中，佃农户数占全省农户的70%以上。在军阀统治下，江河连年失修，水患频繁，广东粮食仍无法自给。1919年至1923年间，五年共进口大米99万吨，从外省调入187万吨，平均每年输入57万吨。1926年，水稻专家丁颖在广州开始了全国最早的水稻灌溉试验，经二年探索，总结出广东早、晚稻生育日期和各时期用水量的科学数据。至30年代，广东双季稻面积发展到186.6万公顷。加上政府鼓励垦荒，设立实验研究所，改良和引进良种，极力兴办农田水利，粮食得到增产。1934年全省水稻总产达845万吨，创抗战前历史最高水平。尽管水稻产量增长，但仍无法解决广东粮食短缺，所以薯类生产则成为全省另一主要粮食作物。这时期广东经济作物向多品种和商品化发展，但常受国际市场变化而波动很大。如甘蔗生产，1883年潮汕年产蔗糖约10万吨，其中大部分从汕头出口，1884年出口达8.85万吨。此后由于欧洲甜菜糖和南洋糖产量上升，广东糖蔗生产和出口年趋减少，1886年种植面积减少了近三分之一。1890年至1891年输出总数还不足1 000吨，不少蔗田改种花生。蚕桑生产，1896年至1900年出口生丝9450吨，各地纷纷将稻田改为桑基。进入20世纪后，由于口本蚕桑业兴起，欧美人造丝工业崛起，广东蚕桑生产受冲击，1910年全省年产生丝仅约4000吨。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美帝国主义先后掠夺，民国政府施行苛政，广大农民受盘剥日益严重，广东农业经济继续倒退，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农村经济已陷于破产的境地。同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对比，1949年耕地面积减少了12.77万公顷，减少4%；粮食产量降低到723.8万吨，减少12%；花生产量降低到7.16万吨，减少60%；甘蔗产量降低到71.1万吨，减少73%；茶叶、烟草产量分别减少85%和71%；蚕茧、黄红麻分别减少80%和38%。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种植业
据古代史记载：贵州农业耕地利用始为刀耕火种，轮歇耕作；春秋至西汉初期，才进入了“耕田，有邑聚的农耕”阶段；至三国时期(公元223年)，已有“务农桑”，开始种桑养蚕和织锦；唐代，朝廷派官吏治理的牂河群“垦田盈𤰪”，出现了“多田”命名的新县；宋、元时期，移民相继入黔，土地进一步得到垦殖；明代，推行“屯田制”，至公元1625年已有耕地93万亩，生产上大量使用铁制农具，使“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逐渐得以改变；清朝，实行“改土归流”的管理，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垦田为例，清初耕地约150万亩、至清末(公元1893年)扩大到2 000万亩左右，农田建设已具一定规模。清初，传入了玉米、甘薯、马铃薯等粮食作物。清康熙初年，已有花生、棉花、桔子种植。清乾隆7年引进榨蚕种，传播“放养缫织法”；乾隆20年已有晒烟的市场交换。清朝中期，由于广泛使用铁制农具，提水工具和牛耕作业，使已普遍种植的稻谷、豆类、高粱、大麦、荞麦、粟等作物单产提高较快。清嘉靖、道光年间，由闽粤传入烤烟，至光绪初年烟业大兴。清代，由于农产品市场交换的发展，主要经济作物油菜籽、麻类、茶叶等栽培已渐普遍。光绪以前榨蚕曾在黔北“食利百年之久”，后来由于蚕病流行，至光绪末年才“力求推广桑蚕”，“广植桑株”。清同治年间，蔬菜生产开始从“采集野生食用”发展为“农家围园种植”。清朝中后期，贵州曾为种植鸦片烟的主产省，从乾隆末(公元1791年)开始种植，至光绪初年“几乎无地不种，无人不吸”，严重的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秋冬作物油菜、大麦、小麦的种植面积，因鸦片泛滥而缩减。
民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扩大了对粮食和经济作物产品原料的需求，种植业生产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粮食作物中谷物、麦类、豆类等作物进一步扩种；经济作物中油料、茶叶、烟叶、蚕茧等也有一定的发展。据《中国农业概况估计》， 1924—1929年间，稻谷面积1 099万亩，总产量24.2亿公斤；玉米292.8万亩，总产量3. 57亿公斤；高粱6. 11万亩，总产量0.39亿公斤；谷子63.7万亩，总产量0.53亿公斤；小麦243.9万亩，总产量2.77亿公斤；大麦177. 1万亩，总产量1.83亿公斤；蚕、豌豆15万亩，总产量0.13亿公斤。又据贵州省档案馆藏(3—20—160)卷：30年代中期，“各农家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为水稻，约占总种植面积的46%；其次为玉蜀黍，约占20%；再次为罂粟（鸦片），占11%；其他除油菜占6%、大麦占3%、小麦占2%外，均甚微小。农作物种植指数平均为128%。”30年代以后，为鸦片种植最盛时期，民国27年(公元1938年)面积曾达53.3万公顷，约占耕地的26%。民国29年(1940年)，省农业改进所又推广了棉花和蓖麻新品种，施采美棉繁殖场引种的“脱字”，“福字”棉，较本地种每亩增产皮棉5—25公斤。此间，茶叶总产量稳定在500万—2 500万吨之间；甘蔗面积稳定在0.33万公顷左右；果树生产也有所发展，兴义红桔、晴隆甜橙等，一批名优水果开始大量进入市场。
民国时期种植业生产由于受战乱、灾荒的影响，年际间极不稳定。据1948年《贵州民意月刊》记述：“全省年产稻谷256.2万担，豆类272.7万担，其它杂粮如甘薯、马铃薯、高粱、红稗及荞麦产量均不高，估计每年最低尚缺粮食三个月。“烤烟自1940年推广以来面积曾达到过3万公顷、产量1 750万公斤，但到1949年，因品质低落，外销大减，面积仅有1. 1万公顷，总产减至765万公斤。1947年棉花总产4万担，较1939年低5千余担。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人口增长，需求增大，加强了对种植业的开发。特别是农业技术推广和科研机构的设置，使种植业生产有一定的发展。1937—1945年，粮食作物除稻谷增产较少，由125. 74万吨增加到129. 26万吨外，其他作物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麦类由37. 99万吨增至58.53万吨，面积由36.02万公顷扩大到50. 6万公顷；玉米总产由32. 18万吨增至37.91万吨，面积由17.1万公顷扩大到19.93万公顷；甘薯总产由14.12万吨增至17.51万吨，面积由19万公顷扩大到27.93万公顷；蚕豆、豌豆总产由9.87万吨增加到15.23万吨。民国27年(1938年)省农业改进所引进美国“佛州利”良种烤烟获得成功，单产比本地农家种增产10%—25%，中部各县农民争相种植。1945年全省已有烤烟2.68万公顷，总产由1940年的3 000公斤，增加到100吨。抗日战争中后期，茶叶生产因“市场沦陷，兼以兵灾频繁，茶树多枯砍伐，产量大减”，生产日趋衰败，到1949年茶园面积降至0.27万公顷，产量仅132.5万吨。而这一时期，毒品鸦片的种植却绵延泛滥，种烟的县几乎占了全省总县数的1/2。“本省五谷之出产，因鸦片之影响，产量奇欠”，“摧毁了原有的脆弱农村经济基础”，“使人民陷入贫弱之苦境”，严重地影响了种植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