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地区约在三四千年前的西周时期就开始有简单的种植业。战国时期，由于铁器工具的出现和采用牛耕地，农业生产有较快的发展，农业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主要作物有黍、稷、稻。到西汉时期，广泛使用铁制农具，大量土地得到垦种，水利事业和耕作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东汉时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注意恢复和发展农业，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顺义、怀柔)开辟稻田八千余顷。临近城郊耕地，多种麦、粟、黍等谷类。曹魏初期，实行“屯田制”，大兴农田水利，对北京地区水稻种植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魏元帝三年(公元260年)已可灌田万余顷。唐初实行“均田法”和“调庸租法”，农民得到土地，激发了生产积极性，加之劳力充实，大片土地得以开发，到公元640年，已“粟藏九年，米藏五年”。辽代对农业采取了奖励政策，加之农具的改进，使农业持续发展，燕京地区农作物已较丰富，“蔬瓜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求”。金初，战火频频，无暇顾及农业，大量耕地任其荒芜；其后，为大力发展农业，推广“区田法”，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农业的措施，使农业较之宋、辽时期有所发展。元朝，大部分土地控制在政府和贵族富豪手中，农民无地少地，且赋役沉重；元大都水利灌溉条件有很大改善，郭守敬开通惠河后，为扩种水稻创造了条件。当时农作物以粮食为主，主要有粟、黍、稷、稻、大麦、小麦、豌豆、高粱、麻等，水稻占有重要地位，蔬菜面积逐渐增多；菜农收入增加，有“治蔬千畦，可当万户之禄”之说。元末，连年战乱大量荒田，农业生产明显衰退。明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徐达鼓励外地迁民到京屯田，大量人口移入，垦种荒地，加速了北平府地区的农业恢复和发展。当时以小麦为多，水稻也广为种植，此外，还有高粱、小米、大麦等杂粮。棉花种植开始推广，市郊有大片菜田，还用“穴地煴火”之法，在冬季能见到鲜嫩的瓜菜和鲜花；丰台草桥一带“牡丹、芍药栽种如麻”。明中后期，皇戚宦官大量兼并土地，辟“庄田”，农民大量土地被霸占，饱受盘剥，加之水旱灾害频繁，农业生产明显衰退。
清代，封建统治者大肆圈占汉民房屋土地，造成汉族农民“流离载道，填塞沟壑”，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清政府为促进农业发展，颁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和“地丁合一”制度，在京畿大兴水利，先后六次修浚永定河，发展农田灌溉，奖励农民垦荒种地，农作物以麦、稻、粱、黍为多，玉蜀黍开始种植。此外，还有棉花和染料作物，为适应城市需要，蔬菜和养花业也有一定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北京地区农业生产日趋衰退，农村人口多逃奔城市或从事非农经营，民国初期的北京郊区种植业以玉米、高粱为多，其次是谷子、小麦、水稻、花生。棉花种植较少，蔬菜、水果占有一定面积，由于工具落后，施肥量少，旱涝病虫灾害频繁，粮食平均公顷产仅750公斤左右。民国期间，由于政府鼓励，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当时棉田主要分布在东南郊和北郊。蔬菜生产由于城市需求加大而有较大发展，近郊蔬菜种植面积达0.3万公顷，占当时近郊耕地面积的17.8%，菜田主要集中在城郊四周和西郊、西南郊。 ☚ 二、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旧中国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凋蔽，畜牧业发展缓慢。
1948年末，据不完全统计，北平市养猪存栏头数仅为23万头，当年出栏肥猪18万头。商品肥猪出栏体重在70～75公斤。养猪均为传统的农民家庭副业，基本上没有上规模的猪场。但私人粉坊、豆腐坊多同时以粉渣养猪，养猪头数多者上百头。饲养的品种有河北民猪和由外国引进的巴克夏和大白猪等。
新中国成立前，京郊农户素有养鸡传统。1948年京郊鸡蛋产量（包括河北进入北平一部分）约170万公斤。日伪统治时期，顺义县为华北产蛋丰旺地区。有英商和记、日商三井等设庄收购，转运天津打蛋后出口。1929年海关货物统计表，北平人天津鸡蛋2 389万个，合119万公斤。鸡蛋以油鸡蛋最有名，皮色深褐质好。鸡的品种有油鸡、柴鸡之别。油鸡较为有名。1930年以后，北平已有从国外引进的大型蛋鸡品种白来亨鸡。
北京鸭，从15世纪明代开始，在京西玉泉山一带即有放养。京西稻谷丰盛，水源充沛，水草繁茂，气候适宜鸭群生长繁育，经过300多年培育选种，成为今日驰名的北京鸭良种。北京鸭饲养盛期在1926—1933年，年饲养种鸭约5000只，养鸭专业户每批养填鸭数百只至千只。英国商人和记洋行收购北京鸭在天津宰后冷藏运回英国甚为畅销。日军侵华后养鸭业衰退。据1942年统计，养鸭户仅剩47家，种鸭只有1300只。到1948年全市填鸭生产不到6000只，北京养鸭业处于奄奄一息之境界。
马属大牲畜包括马骡驴是农村生产运输的主要动力。1949年全市有19万多头。1949年全市有役牛3万头，多为黄牛。
京郊养羊历史也很久。1914年北洋政府农商部曾从美国引入美利奴细毛羊数百只，在西山设场饲养。1927年一些外国传教士带入一些奶山羊品种有萨能羊、土根堡羊在京郊饲养。194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赠送的考力代羊数百只，在北京地区饲养。1949年北京羊存栏数为9万多只。 ☚ 二、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早在新石器时期， 上海的先民们已开始种植水稻。从上海出现原始农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 大约有6 000年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第一阶段。从公元前约4 000年到元末明初，共有5 000多年历史。据考古工作者对 “冈身” 以西青浦县的崧泽和福泉山、金山县的查山和亭林、松江县的广福林和汤村庙以及上海县马桥等古文化遗址进行的文物发掘和考古研究， 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 农业在上海西部地区已经起源。
在距今6 000年左右的马家浜文化时期， 已有粳稻和少量籼稻种植， 已经使用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和饲养家猪；
在距今5 0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时期， 已经使用精磨的石锛、石斧、石铲、三角形石犁等生产工具，锄耕农业成为主要生产活动；
在距今4 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时期， 已经使用石犁和专供收割用的石镰等生产工具， 农业进入犁耕阶段；
在距今3 000年左右的商、周时期， 已经使用铜刀、铜镰、铜铲等铜制农具；
在距今2 000年左右的秦汉时期， 已经使用铁铲、铁刀等铁制农具， 并逐步完成了由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过渡。
(1) 修筑海塘和建设农田水利， 是上海发展农耕的基本条件。随着海涂泥沙淤积、陆地面积逐渐向东扩展， 上海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也不断变化。由于地势低平， 每当洪汛和高潮位时， 大部分地区均在高潮位以下。东汉以前， 这里常遭上游 “江流汪涨”、下游 “海潮侵灌” 的威胁， 农业耕作条件较差。为了根治水患， 从春秋战国开始，历代重视兴建海塘、江堤、圩埝和疏浚河道等农田水利工程， 为农业生产提供基本保障。吴夫差元年 (公元前495年)，伍子胥主持开凿从太湖至金山出海的运河， 取名 “胥浦”。楚考烈王十五年 (公元前248年), 春申君黄歇治水淞江， 导流入海， 开江灌田。东汉时， 低洼地区开始修建圩田。魏晋南北朝 (3～6世纪) 时， 大批北人南迁，修圩田筑海塘，拓地垦种，农业生产环境有一定改善，但生产仍不稳定，常遭洪、涝、风、潮灾害的威胁。
隋唐至北宋(7～11世纪)，是上海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史书有记载的主要工程就有：唐开元元年(713年)，重筑历史上著名的旧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使吴淞江以南地区的大片土地免于海水渍蚀之灾；唐广德年间(763—764年)，浚治塘浦，修筑堤岸，形成了河渠纵横、圩田棋布的塘浦圩田系统；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鏐设立主水事的撩泄军，疏浚吴淞江和新泾塘，并在吴淞江两岸逐河逐浦建堰闸保护农田；北宋真宗、仁宗年间(998—1031年)，参知政事范仲淹治水苏州，疏浚吴淞江汇五大浦，疏导诸水。经过这一时期的整治水系，完善“纵浦横塘”制，兴建和加固海塘，上海的河网化初具雏形，抗灾能力增强，生产条件改善，生产水平提高，逐渐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
(2)起于鱼盐之利，盛于稻棉种植，是上海古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脉络。由于上海东靠东海，北邻长江入海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海淡水渔业捕捞和盐业在农业和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隋唐以前，渔民主要用一种叫“扈”(这是上海简称“沪”的由来，即“簖”)的渔具在海口捕鱼。当时吴淞江下游近海处一段称为“沪渎”。唐代上海渔业兴盛，诗人皮日休在《钓侣二章》诗注中说：“吴中卖鱼论斗”，“海濒之民以网罟蒲赢之利而自业者，比于农圃”。盐业生产在汉代就开始了。《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其地点也包括今嘉定冈身内与冈身平行的盐铁塘。唐时华亭有徐浦盐场，隶嘉兴盐监。元代聚团公煎，变一家一户生产为以团为单位的编组生产，使上海地区的盐业生产迅速发展，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明代以后，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长江口逐渐向东南方向延伸，江水冲淡了海水，浅海沙涨勒淤，咸潮离岸日远，盐业才渐趋衰落。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耕地利用率很低，几年种一熟，农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建立和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农业生产水平缓慢提高。特别是在东汉末年后，北方战乱，而江南苏松一带，社会相对安定，农业劳动力增加，逐步结束了“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火耕水耨”的局面。到唐宋时期，捍海塘的修固，铁制农具和风车的使用，使水稻生产由几年种一熟变为一年一熟，并开始种植高粱、大麦、小麦、元麦等旱粮和棉花等经济作物。元代又有了油菜种植，扩大了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水田作物与旱地作物的轮作。
水稻是上海粮食生产的主要品种，种植历史悠久。至唐代以后，上海地区逐步成为全国生产水平较高的水稻主产区之一。唐“安史之乱”后，华亭县的大量稻米作为贡米运入京城长安，已成为江淮漕粮的重要供给地。南宋绍熙(公元1190—1194)时，华亭县亩产稻谷2～3石，成为当时粮食的高产地区。
2.第二阶段。从元末明初至鸦片战争，大致有近500年历史。这一时期是我国，也是上海地区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深入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上海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最重要的变化，一是种植结构大调整，植棉纺织大发展；二是海塘治理成绩显著。
(1)棉花取代水稻成为主要作物，棉纺织业大发展。上海地区的棉花种植始于南宋后期。经过从明初开始的约200年的迅速发展，至16世纪中叶，其种植面积已超过水稻，成为最主要的农作物。据嘉定县志记载，从北宋至明初，全县盛产稻谷，民间种稻者十分之九，而到明代万历年间，稻田减至仅占十分之一。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迅速增加，有力地促进了手工织布业和商品棉布交易的发展。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重大进步，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以上深刻变化的原因大体有三个方面：
第一，商品性农业发展的历史趋势。明代前期60年，大量农田得到开发，农业生产获得恢复。农民对所收获的农产品，除自给自足外，有更多的剩余用于出售。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区域分工的形成。这一时期，棉花已取代麻类成为衣被的主要材料。上海地区由于土壤、技术和其他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植棉获利高于种稻，农民逐渐弃稻植棉。据史料记载，明末外冈一带的棉农遇丰年每亩棉花可售五六千文，而当时种稻每亩收入最多2 400文。于是出现“农田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之七八”。由于粮食面积缩小，上海地区的粮食供应已“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
第二，棉花种植和家庭纺织的有机结合，提高了综合经济效益。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黄道婆回到家乡乌泥泾（今徐汇区龙华东湾村一带），将在海南崖州所学到的棉花加工和纺织工艺传授给乡亲。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男耕女织的农村劳动分工，有利于充分利用女性劳动力资源和农闲时间，是棉花生产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和条件。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仅从附近省份调入棉花已不能满足加工需要，而不得不从华北地区调入棉花。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对当时棉花（即吉贝）价格南贵北贱、北棉南运的情形作了如下记载：“今北方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
第三，农村市镇(古时小者为市，大者为镇)的兴起同商品棉花、棉布流通的发展直接有关。明代，松江府有市镇62个， 成为农产品、特别是棉制品的贸易集散地。随着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的发展， 这些市镇逐步形成了专业分工。如下沙镇工于刺绣， 金山卫善于纺纱， 朱泾镇与枫泾镇长于染布， 三林塘以织标布著称。此外， 周浦镇是远近闻名的米市， 新场、大团、八团、航头等镇以盐业著称。以棉制品为主的商品流通出现繁荣景象， 如朱泾镇已是“万家灯火似都城……估客往来多满载”， 朱家角镇 “商贾凑聚，贸易花布， 京省标客往来不绝”， 娄塘镇“客商鳞集，号称花布码头， 往来贸易岁必万余， 装载船只动以万计”。众多的南北商贾不仅把松江地区的棉布销往全国各地， 甚至大批运往日本等国。至鸦片战争前夕，各市镇以棉花和棉制品为中心， “每夜半各肆开列，悬灯张火， 肩摩踵接， 道路拥挤， 至晓而散。” 于是，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手工棉纺织中心。
(2) 筑塘技术日趋完善， 海塘治理成绩显著。明代海塘多为土塘。明宪宗成化七年 (1471年), 大风潮涌， 土塘倾塌， 农田被淹。次年重修沿海海塘300里， 一直保存至清初。明代江南海岸涨坍变化剧烈，长江口的宝山一带江岸受江流海潮冲击， 经常发生海岸崩坍， 迫切需要修筑新的抗冲击能力更强的海塘。明崇祯七年 (1634年), 华亭县修筑石塘500余丈。从清代开始， 大规模修筑江南石塘， 筑坝技术日趋完善。其先后创造的护塘坝、护滩坝和拦水坝， 具有消减海浪能量、保滩促淤作用， 也是一种护塘防冲工程。
3.第三阶段。从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共100余年历史， 是上海近代农业萌芽和发展时期。在这100多年间， 上海和全国一样， 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累遭战乱， 内忧外患， 农业生产力不断遭到破坏， 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到解放前夕，农业生产力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这 一阶段上海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的主要变化， 一是家庭手工棉纺织业衰落； 二是近郊出现专门为城市服务的农业； 三是近代农业科学开始萌芽和发展。
(1) 在洋纱洋布冲击下， 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趋于衰落。鸦片战争后， 外国资本主义利用上海口岸， 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 发展棉纺工业。廉价的机制洋纱洋布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上海地区首当其冲， 手工棉纺织业受到致命打击。农业与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逐步分离。素称“木棉梭布东南杼轴之利甲天下” 的松江府， 到1864年时却 “洋布盛行， 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 是以布市削减”。川沙县 “自洋纱盛行， 而轧花、弹花、纺纱等事， 弃焉若忘。幼弱女子已无有习之者。” 这一变化的第一步是由于机制洋纱价廉质优， 手工土纱首遭淘汰。织布的原料主要由市场取得， 旧的家庭手工棉纺业已开始改变了原有的自给性质， 手工棉纺业与手工棉织业开始分离。第二步是洋布代替土布， 使手工纺织业与农业分离。1870年后， “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围者， 奚止千百万人。” 由于土布衰落， 改棉种稻者渐增。据嘉定县志记载， 秋熟作物种植面积结构在1936年时为： 棉花占50.5%, 水稻占34.9%, 大豆占14.6%; 至解放前夕变化为： 棉花、水稻各占34%强。
(2) 城郊农业开始出现。上海的城市人口从1843年的20余万发展到解放前夕的400多万， 平均每年增加3万多人。人口的持续增加导致对农副产品需求的相应增加。特别是近郊的农业结构变化较快。到解放前夕， 近郊已有专业性商品菜地0.67余万公顷，上市蔬菜65个种类、300多个品种； 农民饲养的猪、羊、禽增多； 饲养奶牛有较快发展； 外国和本地资本家先后开设牧场； 龙华、梅陇、彭浦、花木等地有了花卉种植； 瓜、果以及农村土特产和手工业品不断发展； 拖拉机、化肥、有机合成农药和资本家经营的农场也相继出现。
(3) 近代农业科学开始萌芽和发展。上海在西学东渐中， 得欧风之最先， 同时又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桥头堡， 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也最重。为了同外国商品抗争， 维护民族利益， 首先起来改良蚕桑业和丝织业，上海便成了我国近代农业的诞生地。1896年， 上海成立了农学会。1897年， 罗振玉在上海创办《农学报》，介绍西方近代农业科学。同年， 在上海成立 “务农会”， 从事“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浚利源” 的工作， 亦即从事改良和推广农业技术的工作。1898年， 上海成立育蚕试验场， 用新法对蚕种进行选育，该场是上海最早的农业科研机构。一些新农具、新技术在这段时间内纷纷出现， 如上海许锦春发明的轧花机， “每日出花之数， 较日本轧花器可多十之二三”。1917年， 部分留欧、美、日学者在上海成立 “中华农学会”， 出版 “中华农学会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农会、农校、农业公司和农业科学试验机构。农业开始由传统手工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过渡， 这是我国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化的开端。 ☚ 三、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现今的上海市辖区，即明清时代的松江府及苏州府的嘉定县(后析置为嘉定县、宝山县)与太仓州的崇明县。这个地区最早有关集镇的记载，是宋淳化二年(991年)在吴淞江南岸设立青龙镇(今青浦县的东北部，白鹤镇以东)。宋元时代，这一地区城镇发展不快，有历史记载的约有19个以上，如南翔、黄渡、罗店、钱门塘、青龙、泗泾、乌泥泾、七宝、龙华、枫泾、亭林、下沙、新场、松江、嘉定、青浦、朱泾、张堰、上海等。进入明代以后，随着手工纺织业的兴起，刺激了集镇的快速发展。明代中叶时，上海郊区集镇已发展到81个。清代中叶又发展到132个。据明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当时嘉定县集镇居民在1 500户(以每户4人计，则达6000人)以上的，有南翔、真如、安亭等6镇，300余户的有广福、黄渡、纪王、外岗、葛隆、杨行、徐行等7镇。
开埠以后， 上海成了国际通商口岸，并逐步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由于西方工业和工业产品进入中国，以及上海城市的蓬勃发展，抑制了上海周围集镇的发展。首先，由于现代纺织业兴起、外国棉纺织品的倾销，一部分因明清以来棉纺织手工业发达而兴起的商业集镇，逐渐衰落；其次，因市区面积逐步扩大，使部分近郊镇划入市区，如引翔港、龙华、江湾、静安寺、徐家汇、法华镇等；再次，有些城镇，如金山卫、柘林城堡、潘店镇，毁于多次战乱，有的如黄姚镇坍入江中；有些集镇受交通条件变化的严重影响而衰落。也有不少集镇继续保持粮、棉、油等农副产品的集散地的地位，如枫泾、朱家角、罗店、周浦、南桥、南翔、泗泾、松江、闵行、大团、吴淞等集镇，在1937年以前，商贾云集，繁荣兴旺。在抗日战争中，许多集镇受到严重破坏，加上日寇实行经济掠夺、封锁和清乡等活动，使农村经济萧条，集镇商业一蹶不振。但是，也有部分城镇由于继续保持农副产品集散的功能，如周浦、朱家角、枫泾等镇，仍保持了相对的繁荣。新中国成立前夕， 上海地区最大的松江和嘉定两城的人口仅仅各有2万人左右。 ☚ 一、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农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汉晋之际， 吴淞江两岸居民多以捕鱼为生， 渔民创造了一种用于捕鱼捉蟹的工具称为 “扈”， 就是将竹签插在海涂上用绳编成栅， 向两岸张开， 潮涨时伏没， 潮落时竖起， 随潮而入的鱼虾蟹类， 退潮时被阻于竹栅内， 渔民很容易上前捕获。到唐代， 上海渔业已经十分兴盛， 皮日休在 《钓侣二章》诗注中称：“吴中卖鱼论斗”， “海濒之民以网罟蒲赢之利而自立者， 比于农圃”。上海地区的盐业， 西汉初年就已有“海滨广斥， 盐田相望”之说。到元代， 两浙34个盐场中， 松江府境内就有浦东、横浦、袁浦、青村、下沙5个盐场， 成为产盐的重要地区。
作为粮食主要品种的水稻， 早在距今6 000 年左右的马家浜文化时期， 上海已有种植。“安史之乱”后， “天下仰给东南”， 华亭县大量稻米作为贡米运进京城长安， 成为江淮漕粮的重要供给地。到宋代， 上海地区水稻生产已达到相当水平， 华亭县亩产稻谷2～3石 (150～225千克), 成为当时粮食单产最高的地区。至明弘治年间， 松江一府的粮食产量达940 万石 (70.5万吨) 以上。
宋时起， 高粱、大麦、小麦、元麦等旱粮和棉花、油菜等经济作物相继开始在上海地区种植。明清时期， 上海地区水稻生产出现了部分双季稻； 油菜、大豆、花生、芝麻等油料作物有了发展； 三麦 (大麦、小麦、元麦)、甘薯、玉米等旱粮作物面积扩大、品种增多。南宋时， 上海地区引进棉花种植。元代元贞年间 (1295—1297年), 黄道婆从海南岛返乡， 带回学得的先进纺织技术和工具， 向乡人传授， 推动了棉花生产。明初， 由于棉花加工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官府提倡植棉， 规定百姓可用棉布缴纳田赋。到明万历年间 (1576—1619年), 棉花已成为上海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之一， “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 大半种棉”。明末清初， 棉花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 东部和北部的七个县形成“棉七稻三” 的种植格局， 棉花取代水稻成为上海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手工纺纱织布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产业， 松江府年产几千万匹布。当时有个名叫叶梦珠的上海人， 在 《阅世编》 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乡： “吾邑地产木棉， 行于浙西诸郡， 纺绩成布， 衣被天下”。
上海开埠后的近代， 随着城市的发展， 农业逐步向城郊型演变， 农业生产结构也开始呈现出城郊型的特征。1948年，郊区已有商品蔬菜种植面积0.77万公顷，生产牛奶的牧场130多个，瓜果、花卉园（场）80多个，成为城市蔬菜、鲜牛奶、瓜果和花卉等农产品的重要供应基地。但是，就整个农村经济结构来看，还是一个纯农业经济形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上海农村经济构成中，基本没有非农产业，农业总产值中副业产值比重也不到10%。 ☚ 一、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地区的种植业历史悠久。在1961年和1974年两次对青浦县崧泽文化发掘的遗迹中，发现已经碳化的水稻种子，以粳稻谷为主，也有少量籼稻谷。这证明距今6 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上海的先民已经种植水稻。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上海地区“其谷宜稻”的文字记载。但在西汉以前，由于水患严重和落后的火耕水耨生产方式等原因，水稻产量甚低。以后随着水利的兴修和生产工具的改进，水稻生产逐渐发展，至三国东吴时代，上海地区开始成为“粮赋之地”。
东晋元帝大兴年间(318—321年)，上海地区相继有“三麦”(小麦、大麦、元麦)种植，从此逐步形成稻麦轮作和水旱轮作的形式。唐代修固捍海塘，进一步改善生产条件之后，促进了水稻生产的发展，并曾有“鲁稻”（再生稻）的种植。五代十国时，吴越国钱镠兴修太湖地区水利，又对垦荒者“勿取其税”，所以“岁多丰稔”，谷价贱至“一石不过数十文”。宋代，经过推广优良品种和改进栽培技术，上海地区水稻生产进一步发展，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年)，华亭县成为全国水稻高产地区，亩产稻谷2～3石(1石=75千克)。
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上海地区引进棉花（亚洲棉）种植。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上海地区开始种植油菜。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7年)，黄道婆从海南岛带回学得的先进纺织技术和工具，并向乡人传授之后，上海地区棉花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明初朱元璋下令“凡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并规定百姓可用棉布、棉花缴纳田赋。这更促进了上海地区棉花生产的发展。明万历年间 (1576—1619年) “大半种棉”。至明末清初， 东部6县 （包括崇明） 1厅 （川沙） 已形成“棉七稻三” 的种植格局。
明代弘治年间 (1488—1505), 松江一府粮食年总产量最高时达940万石 (70.5万吨), 除农民留作口粮和向朝廷交纳赋税外， 有不少数量作为商品粮提供给市场。当时， 上海地区种植的蔬菜有27种， 栽培的花卉品种多达45个， 还有花生等种植。明正德年间 (1506—1521年), 上海地区有蚕豆、大豆种植的文字记载； 松江府“西瓜出黄土桥者佳”， 甜瓜有青、白、花斑三种。明万历二十九年 (1601年), 上海地区开始推行水稻与棉花轮作； 徐光启从福建引种甘薯于上海； 万历三十二年 (1604年), 崇明县开始种植玉米。明末清初， 上海地区种植的棉花， “纺绩成布， 衣被天下”， 成为面向全国的商品生产。清代从顺治末年起， 调整统治政策， 减轻农民负担， 上海地区农业复又兴旺。康熙、乾隆年间 (1662—1795年), 仅松江一府每年向朝廷交的税粮就有121万石(9 075万千克， 其中60%左右折银60多万两交纳)。
清道光二十三年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 美棉种子引来上海试种， 卷心菜、花椰菜等也相继引入上海种植。随着城市的发展， 近郊种植的蔬菜、瓜果、花卉等商品性生产逐渐发展。民国初期， 上海地区种植业的大宗农作物， 以稻、麦、棉花、油料为主。水稻、棉花种植面积各在20万公顷左右， 大体各半；三麦和蚕豆也在20万多公顷； 约3万公顷油料作物，冬种油菜、夏种黄豆。民国24年 (1935年), 上海地区开始生产蘑菇。抗日战争时期， 由于日本侵略军的清乡封锁， 上海粮价飞涨， 农民压棉种粮， 棉花种植面积下降至13万公顷以内。新中国成立前， 因战乱不断，科技落后， 上海地区种植业生产水平较低。粮食亩产150～200千克左右， 棉花亩产10千克上下，油菜籽、大豆亩产约在30～50千克。 ☚ 一、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据考证， 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 上海地区生长的原始林木为茂盛的针叶阔叶混交林。后来由于不断砍伐和开垦， 上海地区的原始林木到唐代基本被毁； 取而代之的是在宅前屋后、农田沟旁、海塘江堤等处人工种植的树木和竹林。据史书记载，唐代以后历代兴盛时期， 上海地区的许多农舍、村庄都掩映在翠竹和绿树丛中。自南宋乾道年间 (1165—1173年)起， 为防风、固土、护堤， 历代朝廷都曾诏令在海塘、江堤种植树木和芦苇。南宋绍熙年间 (1190—1194年), 上海地区已有栽桑养蚕的文字记载。进入近代，戊戌变法(1898年)后， 上海地区普遍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种植的树木主要有阔叶树中的榉树、苦楝、旱柳、朴树、银杏、乌桕、桑树， 常绿针叶树中的黑松、雪松、侧柏等。上海地区至今存活的古树， 树龄在300～1 000年的有203株，1 000年以上的有6株。竹子的品种也较为丰富， 有哺鸡竹、淡竹、刚竹、黄菇竹、篾竹等25种之多，其中篾竹的种植面积最大。果树有桃、李、梅、杏、柿、枇杷、石榴、葡萄、无花果等，不少村庄因盛产桃、梅等果品而得名为桃村、梅园。上海水蜜桃、龙华蟠桃等亦久负盛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的大肆砍伐树木竹林，上海林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 一、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据考古工作者考证，距今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上海冈身地带及以西地区已饲养家猪和犬。明正德七年(1512年)《松江府志》载，上海地区已饲养黄牛、水牛、羊、猪、鸡、乌骨鸡、鹅、鸭等畜禽。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嘉定县志》记载，该县的梅山猪每年进贡朝廷。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上海浦东鸡输入美国。清同治十九年(1872年)，法国侨民引入红白花奶牛，近郊开始有人开设小型牧场，饲养乳牛。在长期封建社会的传统农业中， 畜牧业只是农民的家庭副业，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等条件的限制， 生产发展迟缓。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上海城市迅速崛起， 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但由于上海郊区农村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 生产手段落后， 技术力量薄弱等原因， 郊区畜牧业生产发展仍然缓慢。20世纪20年代，一些留学欧美和日本学者， 学习了畜牧科学知识， 回国后办牧场， 传播饲养畜禽技术， 一些优良种畜禽通过多种渠道引入上海， 才逐步出现商品生产性质的畜牧业。但是到1949年， 上海郊区生猪饲养量仅46.46万头， 乳牛4900余头， 羊23万只， 家禽205万羽，郊区畜牧业生产产值只占农业总产值的13%, 没有摆脱从属于种植业的地位。城市所需的猪肉、家禽、蛋品等畜产品主要来自邻近的江、浙、皖等省。只有牛奶生产， 在近郊地区， 开始形成商品性生产， 初具规模。 ☚ 一、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古代吴淞江下游滨江沿海地区以捕鱼业为主。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梁简文帝萧纲在他为太子时，于中大通四年(532年)所作的一篇《浮海石像碑铭》中，记有“晋建兴元年癸酉之岁，吴郡娄县界，松江之下，号曰沪渎。”“此处有居人，以渔者为业”。经过历史变迁，渔业虽然在生产范围和规模上已有了很大发展，特别季节性的渔汛期间，渔获已相当丰富。但一直到上海开埠后，由小城镇逐渐演变成通商大都市时，渔业生产方式仍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1904年，新型的机轮海洋渔业首先起源于上海，成立了江浙渔业公司，引进了第一艘机器渔船，定名“福海号”。1914年以后，经营海洋机轮渔业的民营企业相继建立，但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动荡不定，资金短缺，高利贷盛行，新式机轮渔业和旧式风帆船渔业生产水平都很低，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市场水产品主要依靠内地和沿海以及国外的大量输入，而且成为我国水产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水产品贸易量增多，经营单位有淡水鱼行、冰鲜鱼行、咸干鱼行和海味行。据统计，1948年有淡水鱼行68家，海水和咸干鱼行有137家，海味行有125家，并相应建立了同业公会。 ☚ 一、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市种植业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远古先民已在北部山区广袤土地上采集、渔猎繁衍生息。公元前4000多年在蓟县围坊、别山一带出土的实物证明，原始的种植业已开始。到春秋后期黄河改道前，铁制镢、锄、铲、镰、斧等多种农具已在生产上使用。战国时期已开始水田耕作。古籍《周礼》有“幽州宜黍、稷、稻”的记载，说明当时种植业已发展到一定程度。汉朝以后由于气候、地理环境变迁，水田耕作一度间断。三国时期海河形成水系，运输发展对天津水旱田种植起到了促进作用。唐代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后，促进了蓟州、武清一带农业生产的发展，作物种类有粟、稻、小麦、大麦、胡麻、豌豆、荞麦等。明朝修城建卫，大量移民将黄河流域各地旱田耕作技术带进津门，并开始引进高粱、花生、旱稻等作物。清朝华北地区的畦田种植方法传入津门，引进了畜力农具“耠子”，为发展多种形式的间作套种、复种提供了条件。清末(1860年)天津开埠后，对蔬菜的需求日益增长，市郊蔬菜种植随之发展。清王朝被推翻后，农业生产仍然沿袭以畜力和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生产方式，广种薄收，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由于天津地势低洼易涝，盐碱地多，这一时期种植的作物以抗碱、耐涝的高粱为首。1931年全市共种高粱15.4万公顷，小麦8万公顷，豆类6.2万公顷，谷子4.6万公顷，玉米3.1万公顷，水旱稻0.27万公顷，总产量98 500吨。棉花生产 1935年达3.7万公顷，总产量5 350吨。
1937年天津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满足军需，沿蓟运河、海河两岸建立了大小农场120余处，占地6万多公顷，从朝鲜移民4 300人，为其开垦稻田。成立了天津米谷统制协会，对天津附近的12个县及冀东的11个县所产稻谷强行低价收购。为垄断棉花生产，日本侵略者成立了华北纤维统制总会，强行收购棉花。1943年，仅通过天津口岸运往日本和伪满的棉花即达二三百万担。后因军粮不足，大面积棉田被强迫改为粮田。1938—1945年，全市植棉面积减少了76.5%，总产量下降了63%。到1947年，全市植棉面积仅剩7 733公顷。 ☚ 一、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明朝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13—1618年)，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在天津屯垦，大规模引种南方水稻，开垦了洗碱种稻、水田整地、施肥、治蝗等多方面的科学试验，还在其寓所（今南门外）设置小型试验场，试种花草、药用植物和新作物品种。徐光启在天津先后历时5年的农业试验，对天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南稻北种起了重要作用。他所撰写的传统农学巨著《农政全书》是我国农业科学史上的一部不朽著作，其中不少资料来自天津的试验总结。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周学熙在天津新站以东（今北宁公园）占地十余顷，创建了种植园，进行粮、棉、菜品种试验，研究造纸原料，并进行良种交换推广。后该园更名为直隶农事试验场。在民国初期该试验场曾试种小麦、水稻、玉米等国内外新品种和进行各种蔬菜的比较试验。并从1915年起每天进行多项气象观测，主要服务于农业试验，后因战乱而荒废。
民国9年(1920年)，北洋军阀徐树铎组织民营的开源公司，在军粮城设立工作站，试验种稻，这是我国最早从事北方水稻研究的机构。1925年后军粮城工作名称频频更改。至1946年改称北平农事试验场军粮城工作站。1921年直隶省植棉试验场在宁河县孟家庄设第四植棉试验场，并引进美国棉花品种与国产棉对比试验。1934年中国最早的水利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由华北水利委员会、河北工学院、北洋工学院等共同组建在天津成立。1934年华北水利委员会建模范灌溉试验场（在今汉沽区），从事北方滨海地区灌溉试验，1941年被侵华日军占领，试验终止。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天津仅剩军粮城农事试验场一个农业科研机构，有职工42人，科技人员13名。 ☚ 第一节 农业科学研究_一、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农村党组织始建于大革命时期。1920年10月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天津第一名共产党员，1924年3月天津第一个党小组成立，同年7月党中央派蔡和森来津，指导成立了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根据1925年3月中共北京区委对开展农民运动提出的要求，中共天津地委派江浩同志到玉田县一带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3月，中共玉田县委委员张洪到蓟县别山和上仓一带十几所小学以办夜校做掩护，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展青年农民入党，在上仓建立了天津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后又在该县大白山、小白山、孟家楼等地建立了党支部。同年4月，在天津东南建立了小刘庄、小滑庄、东楼村、西楼村、贺家口五村农民党支部，甄元合任支部书记。1930年9月成立了中共蓟县临时县委，后改为正式县委，辖7个党支部和2个党小组，60余名党员。1931年9月，天津市委派河北区教育党支部党员孙振武到天津西北三河头(现北辰区上河头、中河头、下河头，史称三河头)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对农民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组织农民学习文化，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员。1932年4月建立了中共西北乡农民党支部，孙振武任支部书记，直属天津市委领导。1935年4月，西北乡党支部发动南泓48村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群众抗淤斗争。党支部领导召开了48村群众反放淤、求生存大会，决定卧河阻止国民党政府当局掘堤放淤，提出“宁死铁锨下，不死洪流中”的口号，斗争取得了胜利。1935年北平“一二·九”和天津“一二·一八”学生示威运动后，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情绪更加高涨，天津学联改为天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市委建立了学生区委员会，并决定成立大中学校代表参加的“暑期义务教育促进会”，利用暑期，深入农村以义务教育的形式，开展抗日宣传。在学联的组织下，大批学生分赴天津市郊王兰庄、梨园头、北仓、小园和姜井等村义务教育地点，开办夜校和识字班，教唱救亡歌曲，演出话剧等，通过文化教育和宣传培养抗日骨干，使农民抗日觉悟提高。暑期后，市委派慕湘、路平等同志到王兰庄开展农民运动，先后发展刘振奎、何文彬等10名党员。1936年9月，中共王兰庄支部成立，路平任党支部书记。1937年3月，天津市委在津南建立小站特别党支部，王见新任党支部书记。以上两个支部均由天津市委直接领导。在这一时期，天津农村党组织在中共天津市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农民保卫团，以反抗土豪劣绅、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开办农民学校学习文化，宣传进步思想，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组织农民暴动，领导贫雇农开展减租减息和雇员增资的斗争，为全市的革命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党的工作处于十分艰苦和困难的境地。中共河北省委指示，党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由公开、半公开活动转入秘密工作，积蓄力量开展隐蔽斗争。各地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变换组织形式，改变斗争策略，开展秘密的抗日救亡斗争，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积极配合八路军武工队以多种方式袭击日伪军，截获日寇的各类物资，拔据点、除汉奸、打击日伪军。中共王兰庄党支部带领该地区爱国农民，在李七庄一带散发抗日救国传单，破坏了从邓店至牛是坨村铁路支线，阻止了日寇运兵南下，拦截了日军运输队等。中共小站党支部组织了稻农反对地主、富农重利盘剥斗争和反对日军“米谷统治”斗争。中共西北乡党支部孙振武以“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特派员名义组建了40余人的武装部队，名为“津郊抗日锄奸团”，在天津郊区开展武装抗日斗争。1938年7月共产党领导了冀东抗日武装暴动，蓟县暴动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李子光为首的蓟县县委以盘山为中心，积极发展抗日力量，带领全县130余名党员，以教书、行医、做工、跑买卖等为掩护，到全县各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到1940年蓟平密联合县成立时，蓟县已有党员400余名，党支部十几个，并在盘山梁庄子西沟成立了蓟平密联合县政府，下设区、村两级政权。40年代初，宝坻、宁河、武清和静海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抗日战争结束时，据不完全统计，5县有党员10 700余名，党支部400余个。
解放战争时期，农村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更加壮大。1945年9月，根据革命斗争需要，在天津市周围成立了天津县，初属中共天津工委领导，后改属河北省委领导(1946年9月天津县与武清县合并为津武县，1948年12月又成立了天津县，1952年4月划归天津市； 至1953年5月撤销，改建为天津的4个郊区)。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各县 (包括现属天津市的5个县) 在斗争中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建立了县大队、区小队，各村建立民兵组织。1947年下半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施行后，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天津农村迅速组织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在农村形成了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在平津战役中，广大农民积极支援和参加解放战争。据蓟县、宝坻、武清、宁河4县不完全统计，在土改运动中有19 500余人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并在物力上给予解放战争巨大的支持。这一时期党的主要工作是： 建立、巩固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组织、民兵武装组织，实行减租减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动员群众拥军支前，支援全国解放，党组织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发展。截止新中国成立前夕，天津市有农业的区县约有农村党支部2 017个，党员29 783名。 ☚ 第一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_一、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浙江省最早的农业科研机构是1911年建立的浙江农事试验场，场址在杭州市笕桥，设作物、蚕桑、畜牧、农业化学4个科，当年有员工30多人 (内艺士2人)，土地24公顷。到1927年，先后又建立了蚕种制作场(1915年建，1927年改为蚕业改良场)、棉种试验场(1919年建，1928年改为棉业改良场)、造林场(1924年)，均归属省实业厅。这个阶段由于设备缺乏，技术人员迁调无常，经费不足，试验工作断断续续，成果甚微。
1927—1937年是浙江省农业技术改进事业发展比较快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又成立了稻麦改良场(1930年)、植物病虫防治所 (1930年)、水产试验场(1935年)、园艺改良场(1935年)、家畜保育所(1936年)、茶叶改良场(1936年)、土壤研究所(1937年)等试验研究机构，均隶属省建设厅的有关部门，有一定的研究经费，因而试验人员、仪器设备、试验场地逐渐得到充实，稻麦品种选育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曾受到美国育种专家海斯博士的称赞。
抗日战争爆发后，迫于当时的环境条件，1937年撤销了水产试验场，并将农业、棉业、蚕业、园艺、昆虫防治、家畜保育等试验研究机构裁并成省农业改进所，所址设于松阳县。由于经费缺少，人员减少，试验推广计划很难得到落实。抗战胜利后，1946年农业改进所迁回杭州，设在拱宸桥附近。同年，中国蚕桑研究所随浙江大学从贵州迁入杭州。到1947年，农业改进所有职工204人，其中技正16人，技士22人，技佐17人，这年还成立了省气象所。至1949年5月，农业改进所有技术人员70多人，气象所有技术人员6人；中国蚕桑研究所与省蚕桑试验场（筹）合并为省蚕业改进所，技术人员约20人。 ☚ 第一节 农业科学技术研究_一、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民国初年，英、德商人在苏州、南通等地推销化肥。民国21—22年，南通城内春源恒，如皋城内春复生、石合泰等商号销售英商卜内门肥田粉。民国23年，苏州闾门外协丰五洋杂货店销售德国产爱礼司马牌肥田粉，无锡县梅李村少数农民购用。民国25年，民族企业家范旭东在六合卸甲甸（今大厂镇） 创建硫酸亚厂投产，是年生产硫酸铵14 263吨，后因日军侵华停产10年，民国37年恢复生产。民国35—36年，江苏进口少量农药，价格昂贵，农民望而却步。 ☚ 一、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江苏水运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人们为了扩大渔猎活动的范围，就利用天然河湖，“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开发了早期的原始航运。春秋末年，吴以水军起家，先后开凿了胥溪、胥浦、邗沟等一系列人工运渠，开创了内河航运的新局面。秦汉时期，苏南开凿了徒阳河和苏杭水道，形成了江南运河的轮廓，初步沟通了长江和钱塘江的联系。隋唐时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内河航运事业进入蓬勃发展阶段，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百万男女，用了6年时间开挖大运河。中唐以后，贯穿于江苏境内的南北大运河“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承担着南北物资的主要运输任务，成为一条最繁忙的水运线，并使扬州处于水运的枢纽地位。当时，船队从扬州港出发，东通日本，南达南洋，西至中亚，成为海上的丝绸之路。扬州港成为当时全国四大对外贸易港之一。明朝时期，苏州太仓的刘家港成为郑和下西洋的出发港。到了清代，航运业进入持续发展阶段，河工、漕运、盐运以及商运等均有很大进展。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上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江苏航运业受到严重影响和破坏，航道阻断，船舶毁损，港口满目疮痍。 ☚ 二、航运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古代，江苏的种植业就比较发达。以太湖农区水稻生产为例，宋代，平均亩产二三石米(一石米折75公斤)，比全国高33%～100%；明代，平均亩产二石半米，比全国高71.0%；清代，平均亩产二石半米，比全国高35%。但因品种欠佳，耕作粗放，灾害频繁，产量却不高不稳。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向中国各个领域。在农业方面，它们不仅搜刮大量廉价农产品，而且侵夺大片耕地，使中国农业经济变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20世纪30年代以后，又大量向中国倾销其过剩农产品，严重阻碍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民国时期，种植业以粮食作物为主，粮食生产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产量水平较低。民国3—9年平均，粮食面积629.7万公顷，亩产仅68.4公斤，其中，水稻种植面积184.3万公顷，亩产100.2公斤；麦类种植面积226.6万公顷，亩产84.2公斤；旱谷(玉米、甘薯和大豆等)种植面积167.7万公顷，亩产59.4公斤。第二阶段，生产水平有所提高。民国22—26年平均，水稻种植196.8万公顷，亩产上升到183.2公斤；麦类种植325.5万公顷，亩产提高到87.5公斤；旱谷种植203.8万公顷，亩产上升到153.7公斤。第三阶段，产量水平下降。民国27年后，由于政局动荡，民不聊生，农业遭受破坏，农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至民国33年的7年平均，水稻种植168万公顷，亩产降到132公斤。民国26—36年平均，麦类种植384.3万公顷，亩产仅72.8公斤。
棉花、油料生产起伏，产量低而不稳。据民国8—37年统计，棉花平均种植面积54.8万公顷，亩产（皮棉）12.3公斤。种植面积以民国8年为最多，达119.0万公顷，民国34年为最少，仅25.0万公顷；总产量以民国9年最高，达17.7万吨，民国34年为最低，仅3.88万吨；亩产以民国13年为最高，达22.5公斤，民国20年因特大水灾，亩产只有5.15公斤。民国22—26年平均，全省油料作物种植面积52.5万公顷，亩产72.4公斤。油料种植面积以民国25年最多，达54.8万公顷。油料总产最高的是民国25年，总产达62.1万吨，其中油菜种植24.4万公顷，占油料的46.5%；花生面积14.4万公顷，占27.5%；芝麻面积13.6万公顷，占25. 9%；油菜总产16.5万吨，占油料的28.9%；花生总产31.8万吨，占55.8%; 芝麻总产8.7万吨，占15.3%。 ☚ 一、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早在夏代，徐州、扬州已能出产极有价值的泡桐、竹材和果品。《尚书·禹贡》就有 “徐州贡桐，扬州贡筱、桔、柚”的记载。
周代，江南地区大烧山泽，驱除野兽，森林遭到破坏。吴越建国后，垦殖沼泽地和山林，发展农业，森林再次遭到破坏。
秦统一中国后，专设“少府”主管山林，广修弛道，南到当时属于吴楚的江苏，路面宽五十步，三丈而树，树以青松。这是江苏省境内营造行道树的最早记载。
汉代，设置“大司农”主管全国农林行政，开始了人工造林。汉文帝（刘恒）多次下诏劝民种树，江苏境内大量栽植楸树和桑树。
南北朝时期，比较重视人工造林。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年)，诏耕桑树艺，各尽其力，责令诸州刺史，罢职还都者各栽松3 000株，以下各级官吏，各有不同，以资提倡。这个时期的紫金山，每到春季，山下山上栽松护林，数十年间变成了一片松海。江苏省沿海造林，亦始于南齐。《刘善明传》记载，其任海陵（今泰州市）太守时，境内滨海地区无树，劝导人民种植榆、楸及杂果，获得相当利益。
隋唐至宋元时代，江苏人工林得到发展，森林面积扩大。隋文帝（杨坚）时，从诸王以至都督，按等级各给永业田若干，多者百顷，栽桑榆及枣树。隋炀帝大业年间 (605—617年)，“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 （修运河），自山阳 （淮安）至扬子 （仪征）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是江苏省堤防林的最早记录。唐代以后，规定各永业田中，栽种榆、枣、桑等林木和果树。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重申五代时周显德劝课农桑之令。乾德元年(963年)又颁布命令.人民中能开垦荒地广栽桑枣者，一律不征地税，官吏中能督促植树者，各升一级。
明清时代，农桑为立国之本，大力提倡人工造林。到明万历年间，从灵谷寺的山门进去，须通过5里长的松径，才能到达寺中。除紫金山外，其余附近各山，森林植被也很多。弘治五年(1492年)彭城山（青龙山附近）上森林相当茂密。特别是庙宇附近，林种茂密，如句容的宝华山，江宁的牛首山，古木参天，山深林密，寺院依山而筑，每年春秋之季，进行植树造林。清光绪年间，又开始了劝民植树活动。光绪八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购得桑苗65万株，发给各县栽植。光绪二十八至三十年，南京设置树艺垦殖公司及江南蚕桑树艺公司；光绪三十四年，在宜兴建立阳羡垦牧树艺公司，资本5万元，进行人工造林，专门经营松、竹、茶、桑。
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对发展林业十分重视，实业家张謇先生也很重视发展林业，这个时期，林业建设有三大成效。
(1)制订有关林业的法规，实行以法治林。民国3年起，先后制订了三个森林法和三个施行细则，公布了狩猎法，林业公会组织办法，强制造林办法，堤防造林及限制倾斜地垦殖办法等等。江苏省政府相应制订的林业法规有：江苏省代办林办法，江苏省公路植树办法，江苏省提倡分区造林及奖励保护暂行办法，江苏省提倡公有造林及奖励保护暂行办法，江苏省巡回训练山乡公民保护森林办法，江苏省强迫造林办法，江苏省奖励荒山造林办法，等等。
(2)建立林业场圃，营造成片人工林。1916年，创办江苏省教育团公有林，1927年，改名为江苏省教育林，第一林场设于江浦县的老山，第二林场于1921年成立，以江宁汤山为第一区，句容武岐山为第二区。1917年，在南京紫金山的四方城创设第一造林场，并在幕府、乌龙、青龙等地设分场。1928年起，紫金山全部划归中山陵园，原第一造林场移迁幕府山，改名为金陵造林场。1929年3月，在镇江成立江苏第一林务局，将金陵造林场归并该局，分设幕府、乌龙、青龙、伦山等四个模范林场及镇江（渣泽）苗圃。1930年，在铜山设立第二林务局，以云龙山为主，设徐州林场。1931年，第一、第二两林务局合并，设于镇江，并将苗圃改为林业试验场，广泛进行育苗和造林。在此期间，各县也设立若干苗圃或林场，负责造林事业。1929—1932年，全省造林面积共5 320公顷。人工造林的树种有竹类、马尾松、黑松、赤松、白杨、栎、栗、刺槐、泡桐、油桐、油茶、银杏、乌桕、榆、槐、香椿、楸树、杉木、柏类、黄连木、槭类、枫香等。行道树有加拿大白杨、柳、椿、毛白杨等。除了进行人工林营造和行道树栽植外，还大力发展了城市行道树。民国17年南京建成的第一条柏油马路中山路，从中山码头至中山陵园，包括中山北路、中山东路以及陵园大道，都栽植了行道树，此后长江路、江苏路、颐和路、西康路相继绿化。
(3)开展群众性植树活动。规定清明为植树节，后改为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植树式。民国4年农商部呈请大总统申令宣示规定清明为植树节，并举行了植树典礼。民国17年4月，国民政府训令全国“嗣后旧历清明植树节，应即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并公布了植树式植树暂行条例，规定每处至少植树500株或造林0.67公顷。各机关长官、职员，各学校师生及地方团体民众，均需一律参加，躬亲栽植。
抗战期间，江苏沦陷，各地森林均遭严重破坏，村庄树木砍伐贻尽。南京周围森林除中山陵墓、灵谷寺、明孝陵、天文台南坡一带外，大部分被毁坏，仅紫金山森林被破坏面积就达1660余公顷，占全区面积的80%以上。1945—1947年，民国政府因政局不稳，财政困难，忙于内战，森林再次遭破坏。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江苏丘陵山区大部分是荒山秃岭，境内沟壑纵横，村庄树木稀少，农田林网全无，全省仅有残次林不足8.5万公顷。 ☚ 一、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江苏畜牧业历史悠久，距今五六千年前，生息在黄河、长江下游的古代先民开始农耕畜牧，相继饲养 “六畜”。西周时期，徐州一带饲养猪、牛、羊、马；扬州一带饲养猪、牛、鸡、鸭。春秋战国时期，铁犁农具出现，促进了耕牛发展，饲养猪、禽已相当普遍。秦、汉至明代，从淮北到江南，农业逐步扩大开发，农牧相互结合，畜牧业得到相应发展，并积累了丰富的畜禽饲养经验，形成了较成熟的传统畜牧兽医技术。清代，畜牧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饲养畜禽种类齐全，并培育出诸多优良畜禽品种。
清末至民国30年代中期，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进技术及优良畜禽品种逐渐引入，江苏开始兴办畜牧养殖企业，培养畜牧兽医人才，应用西方兽医技术防治畜禽疫病，组织推进农村畜禽改良，一度推动了畜牧业发展。1935年，江苏饲养大牲畜337.5万头，猪565.4万头，羊205.6万头，家禽2868.6万只。1937年，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后，江苏农村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畜牧业倍受损伤，逐年下降。至1949年，江苏各类畜禽数量已降至近代历史最低水平。 ☚ 一、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民国4年，江苏各县建立县农场或模范农场（后改为改良农场）。从民国12年起，江苏农矿厅按全省农业生产区域状况，先后在苏州设立省立稻作试验场，在南通设立省立棉作试验场，在徐州设立省立麦作试验场，在淮阴设立省立杂谷试验场。民国22年，淮阴杂谷试验场改为徐州麦作试验场分场。民国17年，设江苏省农业推广所。民国20年，设江苏省农业推广委员会。民国22年，江苏省政府将各县改良农场改为县农业推广所。
民国22年，根据江苏省政府委员会通过的《江苏省农业推广所通则》规定，县农业推广所举办下列各事：进行农业调查；指导农民改良种植及饲养方法；散发优良种苗；指导改良畜牧副业防治兽疫；指导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指导施肥方法并应用新式农具；办理特约示范农田；举办农产展览比赛会及奖励事项；其他农村改进事项。
民国23年，棉业编制委员会与建设厅合组江苏省棉产改进处，机构设在南通县。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江苏沦陷，农业推广机构全部撤销。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江苏根据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的建议，在省建设厅的隶属下，建立江苏省农业改进所，机构设在镇江。农业改进所设四课一室，第三课主管农业推广工作。嗣后，全省陆续恢复各县农业推广所及各个农业辅导区；恢复苏州、松江、高邮3个稻作试验场和徐州麦作试验场。
民国时期，江苏农业技术人员为数很少。省农业改进所仅有农技人员20人。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所，一般配备技术人员2名左右。江宁县是国民政府的自治实施县，民国22年，全县有农业技术人员4人。 ☚ 一、发展历程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江苏兴办的农村文化形式有通俗教育馆、通俗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农民教育馆等。在苏北、苏中、苏南革命根据地有民主政府办的民众教育馆及各类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其性质和任务不尽相同。 ☚ 一、发展历程 1.民国时期 ☛
（一） 新中国成立前 （一） 新中国成立前1924年10月，南京金陵大学教务委员会委员徐澄在南京丰润门（今玄武门）创办农村信用合作社，经倡导合作事业的中国华洋义赈救济总会批准，给予贷款240元，这是江苏最早的信用合作组织。1926年，中国华洋义赈救济总会又拨给金陵大学农林科5 000元，支特该科试办乡村合作社。1927年，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成立后，着手推行合作事业，次年，省政府责成农工厅（后改名为农矿厅）创办合作指导员养成所，培养合作人才，使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加快，1936年6月底，全省信用合作社达1 655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原有的合作社被日伪军破坏殆尽。
1928年，革命根据地试办信用合作事业。中共常熟县临时委员会负责人石楚材亲自负责在圩港镇 （今赵市镇） 于善保家成立江苏省第一个苏维埃圩港信用合作社，有雇农和小商贩50多人入股，股金300元（法币），但该社不到1年即停办。1942年2月，按照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草案中关于 “信用合作社——为农民自己的金融组织，目的在于摆脱高利贷剥削”的要求，根据地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信用活动。其形式：
❶代政府发放农贷，解决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
❷利用生产季节兼营信用业务；
❸组织借贷小组；
❹组织借贷、购销合作社。1945年，紫石县（今海安县）唐春乡成立豆饼合作社，将乡政府拨给的3 500公斤稻子，作为合作社的临时资金，并发动农民投资共凑成豆饼1 000片，贷给贫苦农民。1949年5月底，据苏北生产推进总社统计，共贷出农具、肥料、纺织等12种贷款计28 300元（折新人民币）。 ☚ 二、信用合作组织 （二） 新中国成立后 ☛ 00030737 |